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人 一作：斯人)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
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起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起用，管夷吾是从狱官手里被释放并加以任用的，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起用，百里奚被从奴隶集市里赎买回来并被起用。
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必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之苦，以致肌肤消瘦，使他身处贫困之中，使他做事不顺，通过那样的途径来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撼，使他的性情坚韧起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
人常常犯错，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忧困，思想阻塞，然后才能奋起；表现在脸色上，流露在言谈中，才能被人们了解。一个国家，在内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外没有与之匹敌的邻国和来自外国的祸患，就常常会有覆灭的危险。
这样，就知道常处忧愁祸患之中可以使人生存，常处安逸快乐之中可以使人死亡的道理了。
赏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鱼我所欲也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与 通 欤；乡 通 向；辟 通 避)
译文：
鱼是我所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所想要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得到，那么我就只好放弃鱼而选取熊掌了。生命是我所想要的，道义也是我所想要的，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都具有的话，那么我就只好牺牲生命而选取道义了。生命是我所想要的，但我所想要的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事，因此有的灾祸我也不躲避。如果人们所想要的东西没有能比生命更重要的，那么凡是能够用来求得生存的手段，哪一样不可以采用呢？如果人们所厌恶的事情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凡是可以躲避祸患的办法为什么不可以做呢？采用某种手段就能够活命，可是有的人却不肯采用；采用某种办法就能够躲避灾祸，可是有的人也不肯采用。由此可见，他们所想要的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义”）；他们所厌恶的，有比死亡更严重的事（那就是“不义”）。不仅贤人有这种心，人人都有，只不过贤能的人不丧失罢了。
一碗食物，一碗汤，得到它就能活下去，得不到它就会饿死。如果盛气凌人地呼喝着给他吃，饥饿的行人也不愿接受；用脚踢给别人吃，就连乞丐也会因轻视而不肯接受。高官厚禄却不辨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它。这样，高官厚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是为了住宅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和认识的穷人感激我吗？以前有人为了大义宁死也不愿接受，现在却为了住宅的华丽接受了它；以前有人为了大义宁死也不愿接受，现在却为了妻妾的侍奉接受了它；以前有人为了大义宁死也不愿接受，现在为了认识的穷人感激自己接受了它。这种做法难道不应该停止吗？这就叫做丧失了人所固有的羞恶之心。
赏析：
《鱼我所欲也》选自《孟子·告子上》，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
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孟子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舍生取义的意义。
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指义），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指不义），所以有时对祸害（死亡）不愿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死亡）的事情哪样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指不正当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指义），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指不义）；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
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认为这种人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应该罢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辞拒绝。（《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次，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孟子喜欢使用比喻，本篇以具体的鱼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义”，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寡人之于国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译文：
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总算尽了心啦。河内遇到饥荒，就把那里的老百姓迁移到河东去，把河东的粮食转移到河内；河东遇到饥荒也是这样做。了解一下邻国的政治，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邻国的百姓不见减少，我的百姓不见增多，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说：“大王喜欢打仗，让我用战争做比喻吧。咚咚地敲响战鼓，两军开始交战，战败的扔掉盔甲拖着武器逃跑。有人逃了一百步然后停下来，有的人逃了五十步然后停下来。凭自己只跑了五十步而耻笑别人跑了一百步，那怎么样呢？”
梁惠王说：“不行。只不过没有跑上一百步罢了，那也是逃跑啊。”
孟子说：“大王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要指望自己的百姓比邻国多了。
“不耽误农业生产的季节，粮食就会吃不完。密网不下到池塘里，鱼鳖之类的水产就会吃不完。按一定的季节入山伐木，木材就会用不完。粮食和水产吃不完，木材用不完，这就使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了。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这是王道的开端。
五亩大的住宅场地，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织品了。鸡、猪、狗的畜养，不要耽误它们的繁殖时机，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肉食了。百亩大的田地，不要耽误它的耕作时节，数口之家就可以不受饥饿了。认真地兴办学校教育，把尊敬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反复讲给百姓听，须发花白的老人不在道路上背着或顶着东西。七十岁的人能够穿上丝织品、吃上肉食，百姓没有挨饿受冻的，做到了这些而不能统一天下称王的还从未有过。
“猪狗吃人所吃的食物，不知道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人，不知道开仓赈济。百姓死了，就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因为年岁不好。’这种说法与拿刀把人杀死后，说‘杀死人的不是我，是兵器’有什么不同？大王不要归罪于年成，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来归顺了。”
赏析：
文章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梁惠王认为自己对国家已经是“尽心焉耳”，尽心的论据是自己赈灾救民，且邻国之政，无如寡人用心，结果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因此提出疑问。先试从梁惠王自己标榜的尽心于国的表现赈灾救民人手分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赈灾救民是它最基本的任务，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自然等灾害面前赈灾救民的实际上光赈灾救民不行，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杜绝或减少自然等灾害的发生，从根本解决问题。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足最大限度地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使其乐其所为，这当然是仁政的具体表现。梁惠王自己也许确实是尽心于赈灾救民，但这实际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而已。而邻国之政，无如寡人用心，也许邻国之政真的没有梁惠王用心，也许是邻国采取了更好的措施或是运气的作用没有发生太多的自然灾害，因而也就没有太多的赈灾救民的举动，不管如何，结果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通过分析，在梁惠王提出疑问的过程中已将自己“民不加多”的原因揭示出来了，因此孟子小试牛刀就解决了问题。
第二部分：孟子采用了他善用的“引君入瓮”的论辩方式，分析了梁惠王“民不加多”的原因。所谓“引君入瓮”，就是论辩中常用比喻说理，且比喻之后连带反诘句而向对方发难，逼其回答，对方不回答则已，答则中其圈套，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的一种论辩方法。孟子面对第一部分梁惠王的提问，不直接回答原因，却又设个圈套。总体上用刚打仗来比喻治理国家，用战败一方弃甲曳兵而逃来比喻没有治理好的国家，用逃跑了一百步比喻邻国，用逃跑了五十步比喻梁惠王。然后提出问题；凭自己只跑了五十步而耻笑他人跑了一百步，怎么样?逼使梁惠王回答，梁惠王说：不行，只不过没有跑一百步，这也是逃跑。这样，梁惠王不知不觉中很快就跳进了孟子设的圈套，承认了自己与邻国之政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没能实行仁政。因此，不能希望民之加多。
第三部分；论述了使民加多的途径——实行仁政。这部分分三个层次论述了推行王道实行仁政而使民加多的基本途径、根本途径及应持的正确态度。基本途径：不违农时、发展生产、解决百姓吃穿问题。在这个层次里，孟子运用了“连锁推理”形式。就是用前边推出来的结论作前提，推出新的结论。又用这个新的结论作前提，推出更新的结论，如是往复。孟子首先从“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推出“谷不可胜食”、“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的结沦。又用“谷不可胜食”、“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这个结论作前提，推出“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这个新的结论。又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这个新的结论作前提，推出更新的结论“王道之始”。这种“连锁推理”形式强调了实行王道要从不违农时，发展生产，解决百姓最基本的吃穿问题人手。论述时，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无懈可击，增强说服力量，显示了孟子雄辩的艺术。这也许就是孟子的文章为后世称道效仿的原因之一吧。根本途径：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解决精神文明问题。在解决了百姓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后，要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发展丝织业，让五十人能穿上丝绸衣服；发展畜牧业，让七十人能吃上肉。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发展教育事业，让孝悌之理深入民心，人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从而推而广之。这样一个老有所养、民风淳朴、其乐融融的社会不就是一方净土、一方乐土吗?势必会“使天下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而何愁民不加多!应持的正确态度：梁惠王的愿望是“使民加多”，而国家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下面孟子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对比鲜明的画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人的饭食，路上饿殍遍地，真可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呀!出现这种情况，可梁惠王也不打开粮仓赈民，人饿死了，却说“非我也，岁也”，这和拿着武器杀死人后却说杀死人的不是自己是而兵器有什么区别!在这里，孟子又是运用比喻批评了梁惠王推卸责任。最后，语重心长地指出“使民加多”的正确态度：不要归罪年成，要有具体的措施实行仁政。这样，天下的百姓就到你这里来了。
文章运用“引君入彀”的论辩方式。迫使梁惠王承队自己“尽心于国”之举，只是临时应付，不是真正爱民，与邻国之政并无本质区别；还运用“连锁推理”形式，强调了实行道要从不违农时、发展生产、解决百姓最基本的吃穿问题入手；还指出要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接受教化，懂得“孝悌之义”，以解决精神文明问题，才能使民心归附，国家兴盛。
文章在写作上结构严谨。孟子的文章从表面看，铺张扬厉，似乎散漫无纪，实则段落分明，层次井然，而且环环相扣，不可分割。这篇文章三部分的末尾，依次用“寡人之民不加多”，“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斯天下之民至焉”，既对每一部分的内容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又体现了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全文各部分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又运用排比和对偶，来加强文章的气势，加强文章的节奏感，如“谷不可胜食也”，“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不可胜用也”，一连三个“……不可……也”。“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一连二个“……者……矣”。这种排比的写法，迭用相同的句式，把文章的气势积蓄起来，加强了论辩的力量。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译文：
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一座方圆三里的小城，有方圆七里的外城，四面包围起来攻打它，却不能取胜。采用四面包围的方式攻城，一定是得到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了，可是不能取胜，这（是）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不如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城墙并不是不高啊，护城河并不是不深呀，武器装备也并不是不精良，粮食供给也并不是不充足啊，但是，守城一方还是弃城而逃，这是因为作战的地理形势再好，也比不上人心所向、内部团结啊。所以说，使人民定居下来而不迁到别的地方去，不能靠疆域的边界，巩固国防不能靠山河的险要，震慑天下不能靠武器的锐利。能行“仁政”的君王，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君主，支持帮助他的人就少。支持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连内外亲属也会背叛他；支持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所有人都会归顺他。凭着天下人都归顺他的条件，去攻打那连亲属都反对背叛的君王。所以，能行仁政的君主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能胜利。
赏析：
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论点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较组成。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第二段，论证“天时地利人和”。以设置占天时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为例，比较“天时”于“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说明城小而难守；“环而攻之”说明攻城者攻势强大，占有战斗的主动权；“而不胜”说明攻方失败。战斗会以弱者胜、强者败告终，作者认为攻防之所以敢大军压境，是因为在“天时”上占了优势，但守方可凭借“地利”进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军心涣散，必然失败。这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时不如地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段，论证“地利不如人和”。以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而终不能守为例，比较“地利”与“人和”的轻重。“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多”指明了守方具有优越的“地利”条件，本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结果却“委而去之”，原因就在于内部不“和”，有好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反被虽无“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战胜，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最后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最后一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文章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气势通畅。
富贵不能淫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译文：
景春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有大志、有作为、有气节的男子吗？他们一发怒，连诸侯都害怕，他们平静居住下来，天下就太平无事。”
孟子说：“这哪里能算是有志气有作为的男子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行加冠礼时，父亲给予训导；女子出嫁时，母亲给予训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的丈夫的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你的丈夫！’以顺从为做人原则的，是妾妇之道。（大丈夫应该）住进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走着天下最正确的道路——义。能实现理想时，就同人民一起走这条正道；不能实现理想时，就独自行走在这条正道上。富贵不能使他的思想迷惑，贫贱不能使他的操守动摇，威武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这才叫做有节气有作为的男子。”
赏析：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齐桓晋文之事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蓋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说：“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说：“在孔子的弟子中没有讲述有关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的人，因此后世没有流传。我没有听说过这事。如果王如果定要我说，那便来讲讲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王道吧？”
（齐）说：“德行怎么样，才可以称王呢？”
（孟）说：“使人民安定才能称王，没有人可以抵御他。”
（齐）说：“像我这样的人，能够保全百姓吗？”
（孟）说：“可以。”
（齐）说：“从哪里知道我可以呢？”
（孟）说：“我从胡龁那听说：‘您坐在大殿上，有个人牵牛从殿下走过。您看见这个人，问道：‘牛（牵）到哪里去？’（那人）回答说：‘准备用它（的血）来涂在钟上行祭。’您说：‘放了它！我不忍看到它那恐惧战栗的样子，这样没有罪过却走向死地。’（那人问）道：‘那么既然这样，（需要）废弃祭钟的仪式吗？’你说：‘怎么可以废除呢？用羊来换它吧。’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
（齐）说：“有这事。”
（孟）说：“这样的心就足以称王于天下了。百姓都认为大王吝啬。（但是）诚然我知道您是出于于心不忍（的缘故）。”
（齐）说：“是的。的确有这样（对我误解）的百姓。齐国虽然土地狭小，我怎么至于吝啬一头牛？就是因为不忍看它那恐惧战栗的样子，就这样没有罪过却要走向死亡的地方，因此用羊去换它。”
（孟）说：“您不要对百姓认为您是吝啬的感到奇怪。以小（的动物）换下大（的动物），他们怎么知道您的想法呢？您如果痛惜它没有罪过却要走向死亡的地方，那么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呢？”
齐宣王笑着说：“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想法呢？（我也说不清楚），我（的确）不是（因为）吝啬钱财才以羊换掉牛的，（这么看来）老百姓说我吝啬是理所应当的了。”
（孟）说：“没有关系，这是体现了仁爱之道，（原因在于您）看到了牛而没看到羊。有道德的人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活着，便不忍心看它死；听到它（哀鸣）的声音，便不忍心吃它的肉。因此君子不接近厨房。”
齐宣王高兴了，说：“《诗经》说：‘别人有什么心思，我能揣测到。’说的就是先生您这样的人啊。我这样做了，回头再去想它，却想不出是为什么。先生您说的这些，对于我的心真是有所触动啊！这种心和王道仁政合拍的原因，是什么呢？”
（孟）说：“（假如）有人报告大王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却不能够举起一根羽毛；（我的）眼力足以看清鸟兽秋天新生细毛的末梢，却看不到整车的柴草。’那么，大王您相信吗？”
（齐）说：“不相信。”
（孟）说：“如今您的恩德足以推及禽兽，而老百姓却得不到您的功德，却是为什么呢？这样看来，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用力气的缘故；看不见整车的柴草，是不用目力的缘故；老百姓没有被爱护，是不肯布施恩德的缘故。所以，大王您不能以王道统一天下，是不肯干，而不是不能干。”
（齐）说：“不肯干与不能干在表现上怎样区别？”
（孟）说：“（用胳膊）挟着泰山去跳过渤海，告诉别人说：‘我做不到。’这确实是做不到。向老者折腰行鞠躬礼，告诉别人说：‘我做不到。’这是不肯做，而不是不能做。大王所以不能统一天下，不属于（用胳膊）挟泰山去跳过渤海这一类的事；大王不能统一天下，属于向老者折腰行鞠躬礼一类的事。尊敬自己的老人，进而推广到尊敬别人家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进而推广到爱护别人家的孩子。（照此理去做）要统一天下如同在手掌上转动东西那么容易了。《诗经》说：‘（做国君的）给自己的妻子作好榜样，推广到兄弟，进而治理好一家一国。’──说的就是把这样的心推广到他人身上罢了。所以，推广恩德足以安抚四海百姓，不推广恩德连妻子儿女都安抚不了。古代圣人大大超过别人的原因，没别的，善于推广他们的好行为罢了。如今（您的）恩德足以推广到禽兽身上，老百姓却得不到您的好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用秤称，才能知道轻重；用尺量，才能知道长短，任何事物都是如此，人心更是这样。大王，您请思量一下吧！”
“还是说（大王）您发动战争，使将士冒生命的危险，与各诸侯国结怨，这样心里才痛快么？”
齐宣王说：“不是的，我怎么会这样做才痛快呢？我是打算用这办法求得我最想要的东西罢了。”
（孟）说：“您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可以听听吗？”
齐宣王只是笑却不说话。
（孟）说：“是因为肥美甘甜的食物不够吃呢？又轻又暖的衣服不够穿呢？还是因为美女不够看呢？美妙的音乐不够听呢？左右受宠爱的大臣不够用呢？（这些）您的大臣们都能充分地提供给大王，难道大王真是为了这些吗？”
（齐）说：“不是，我不是为了这些。”
（孟）说：“那么，大王所最想得到的东西便可知道了：是想开拓疆土，使秦国、楚国来朝见，统治整个中原地区，安抚四方的少数民族。（但是）以这样的做法，去谋求这样的理想，就像爬到树上却要抓鱼一样。”
齐宣王说：“真的像（你说的）这么严重吗？”
（孟）说：“恐怕比这还严重。爬到树上去抓鱼，虽然抓不到鱼，却没有什么后祸；假使用这样的做法，去谋求这样的理想，又尽心尽力地去干，结果必然有灾祸。”
（齐）说：“（这是什么道理）可以让我听听吗？”
（孟）说：“（如果）邹国和楚国打仗，那您认为谁胜呢？”
（齐）说：“楚国会胜。”
（孟）说：“那么，小国本来不可以与大国为敌，人少的国家本来不可以与人多的国家为敌，弱国本来不可以与强国为敌。天下的土地，纵横各一千多里的（国家）有九个，齐国的土地总算起来也只有其中的一份。以一份力量去降服八份，这与邹国和楚国打仗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不回到根本上来呢？（如果）您现在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使得天下当官的都想到您的朝廷来做官，种田的都想到您的田野来耕作，做生意的都要（把货物）存放在大王的集市上，旅行的人都想在大王的道路上出入，各国那些憎恨他们君主的人都想跑来向您申诉。如果像这样，谁还能抵挡您呢？”
齐宣王说：“我糊涂，不能懂得这个道理。希望先生您帮助我（实现）我的愿望。明确的指教我，我虽然不聪慧，请（让我）试一试。”
（孟）说：“没有长久可以维持生活的产业而常有善心，只有有志之士才能做到，至于老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因而就没有长久不变的心。如果没有长久不变的善心，（就会）不服从约束、犯上作乱，没有不做的了。等到（他们）犯了罪，随后用刑法去处罚他们，这样做是陷害人民。哪有仁爱的君主掌权，却可以做这种陷害百姓的事呢？所以英明的君主规定老百姓的产业，一定使他们上能赡养父母，下能养活妻子儿女；年成好时能丰衣足食，年成不好也不致于饿死。这样之后督促他们做好事。所以老百姓跟随国君走就容易了。如今，规定人民的产业，上不能赡养父母，下不能养活妻子儿女，好年景也总是生活在困苦之中，坏年景免不了要饿死。这样，只把自己从死亡中救出来，恐怕还不够，哪里还顾得上讲求礼义呢？大王真想施行仁政，为什么不回到根本上来呢？（给每家）五亩地的住宅，种上桑树，（那么）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织的衣服了；鸡、小猪、狗、大猪这些家畜，不要失去（喂养繁殖的）时节，七十岁的人就可以有肉吃了；一百亩的田地，不要（因劳役）耽误了农时，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重视学校的教育，反复地用孝顺父母，尊重兄长的道理叮咛他们，头发斑白的老人便不会再背着、顶着东西在路上走了。老年人穿丝衣服吃上肉，老百姓不挨饿受冻，如果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那是没有的（事情）。”
赏析：
本文通过孟子游说齐宣王提出放弃霸道，施行王道的经过，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孟子的仁政主张。
这篇文章记孟子游说宣王行仁政。说明人皆有不忍之心，为国君者，只要能发扬心中这种善端，推己及人，恩及百姓，就不难保民而王。文章通过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表现了孟子“保民而王”的王道思想和富民、教民的政治主张，也表现了孟子善辩的性格和高超的论辩技巧。他的主张，首先是要给人民一定的产业，使他们能养家活口，安居乐业。然后再“礼义”来引导民众，加强伦理道德教育，这样就可以实现王道理想。这种主张反映了人民要求摆脱贫困，向往安定生活的愿望，表现了孟子关心民众疾苦、为民请命的精神，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孟子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一是战国时期，由分裂趋向统一，战争难以避免。孟子往往笼统反对武力，显得脱离实际不合潮流。二是他的仁政主张完全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显得过于天真、简单。孟子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与当时的社会却有很大距离，所以是行不通的。
本文是孟子的代表作品之一，颇能反映孟子散文结构严谨、中心突出、论点明确、说理充分、感情激越、气势磅礴这些基本特色。本文是对话体议论文，孟子要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使他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就必须揣摸对方的心理，诱使对方顺着自己的思路来谈话。因此本文在写作上比较曲折委婉，层层深入，而且说理既逻辑严密，又注意形象生动。本文的艺术特色有如下几点：
迂回曲折，层层深入，跌宕起伏。论述问题先从侧面、远处、外围入手，逐渐引向主旨，形成了迂回曲折、波澜起伏的论辩风格。本文意在宣扬王道，却不直言王道，而以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发端。这个开头既避免了平铺直叙，使文章产生了顿挫之感，又使文章形成驳辩的局面，引出孟子的一段立场鲜明的谈话。孟子的答语既表明了对霸道的态度，又机智委婉地把谈话引向王道。但下文又不正面谈王道，而以“以羊易牛”的事例肯定齐宣王有不忍之心，具备行王道的基本条件，借此打开话题，鼓起齐宣王行王道、施仁政的信心和兴趣。接着又宕开一笔，先言“百姓皆以王为爱”，再为齐宣王辩解，使谈话的气氛趋向缓和，进入谈话情境。再以“牛羊何择焉”，词锋一转，为百姓辩解。齐宣王只好无可奈何地自我解嘲。然后孟子好言安慰，以免使齐宣王失去对王道的兴趣。于是齐宣王赞孟子善察人心，悉心向孟子请教。这一段又打又拉，忽起忽落。百姓的揣度，宣王的辩解，孟子的分说，交错间杂，曲折起伏，颇有意趣，最终把齐王对齐桓晋文之事的注意转到对仁的注意上。孟子仍不直说自己的仁政学说，而是以一系列比喻，说明齐宣王不行仁政非不能而是不为。要使齐王真正倾心王道，必须根除他心中以霸道得天下的大欲。对此，孟子明知齐宣王的大欲是什么，却故意不直说，欲擒故纵，先说五种不足，才引出大欲。然后以缘木求鱼和邹与楚战，说明齐王之大欲的行不通和危害。至此，水到渠成，气势充沛地引出了自己的正面观点。行文真是千回百转，摇曳生姿。
气势浩然，逻辑严谨。本文铺张扬厉，纵横恣肆，各段之间又联系紧密，一气呵成。孟子散文的气势源于他坚毅的人格，他对自己的主张，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广博的学问，气盛则言宜，所以谈起话来理直气壮，刚柔相济，词锋犀利。但本文不仅波澜起伏，气势磅礴，而且逻辑上十分严密，一环扣一环，表面上散漫无纪，实则始终围绕“保民而王”这一中心论点，层次清晰地步步深入，由齐宣王的不忍之心推出他有行王道的基础，进而论述不行王道是不为，而非不能。不为王道是因其心存霸欲，所以又力论霸道的不可行及其危害。至此，孟子才展开仁政蓝图，令齐王心动目眩，迫切希望实行王道，于是孟子又向齐宣王说出了实行王道的具体措施。全文如滔滔江河，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取譬设喻。孟子散文长于譬喻，本篇也是如此。如，“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挟太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缘木求鱼”“邹人与楚人战”等等，非常生动而又言简意赅地说明了道理。孟子这些比喻，并非实际存在的事物，而是凭空造说，带有寓言性和夸张性，却并不给人虚假之感，而是更显道理之真，情事之实。
此外，本文还在许多方面表现了孟子的论辩艺术和语言技巧。如以“以羊易牛”这种齐宣王亲身经历的事情说服齐宣王，不仅有故事性，使文章更生动形象，而且也更有说服力，更易被齐宣王所接受。再如文中句式不断变化，大量运用排比句式，而且单句和排比句交错使用，既有引经据典之句，更多明白浅显之语，使全文笔势灵活，文词富赡。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译文：
孟子说：“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我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清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呢？” 孟子说：“这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这种气，极端浩大，极端有力量，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加以伤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不过，这种气必须与仁义道德相配，否则就会缺乏力量。而且，必须要有经常性的仁义道德蓄养才能生成，而不是靠偶尔的正义行为就能获取的。一旦你的行为问心有愧，这种气就会缺乏力量了。所以我说，告子不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心外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培养义，心中不要忘记，但也不要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它生长，就会像宋人一样。
宋国有个人嫌他种的禾苗老是长不高，于是到地里去用手把它们一株一株地拔高，累得气喘吁吁地回家，对他家里人说：‘今天可真把我累坏啦！不过，我总算让禾苗一下子就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到地里去一看，禾苗已全部干死了。天下人不犯这种拔苗助长错误的是很少的。认为养护庄稼没有用处而不去管它们的，是只种庄稼不除草的懒汉；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庄稼生长的，就是这种拔苗助长的人－－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害死了庄稼。”
赏析：
这个故事富有哲理性，告诉我们客观事物的发展自有它的规律，纯靠良好的愿望和热情是不够的，很可能效果还会与主观愿望相反。这一寓言还告知一具体道理：”欲速则不达”。
人们对于一切事物都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把事情做好。反之，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做，即使有善良的愿望，美好的动机，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要按照自然规律做事，不要急于求成，否则，只能是适得其反。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译文：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古代圣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同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都知道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赏析：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庄暴见孟子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畋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译文：
庄暴进见孟子，说：“我被大王召见，大王告诉我（他）喜好音乐的事，我没有话应答。”
接着问道：“喜好音乐怎么样啊？”
孟子说，“大王如果非常喜好音乐，那齐国恐怕就治理得很不错了！”
几天后，孟子在觐见齐王时问道：“大王曾经和庄子谈论过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
齐王脸色一变，不好意思地说：“我并不是喜好先王清静典雅的音乐，只不过喜好当下世俗流行的音乐罢了。
孟子说，“大王如果非常喜好音乐，那齐国恐怕就治理很不错了！在这件事上，现在的俗乐与古代的雅乐差不多。”
齐王说：“能让我知道是什么道理吗？”
孟子说：“独自一人（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与和他人（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快乐，哪个更快乐？”
齐王说：“不如与他人（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
（“请让我给大王讲讲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吧！假如大王在奏乐，百姓们听到大王鸣钟击鼓、吹箫奏笛的音声，都愁眉苦脸地相互诉苦说：‘我们大王喜好音乐，为什么要使我们这般穷困呢？父亲和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分离流散。’假如大王在围猎，百姓们听到大王车马的喧嚣，见到华丽的仪仗，都愁眉苦脸地相互诉苦说：‘我们大王喜好围猎，为什么要使我们这般穷困呢，父亲和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分离流散。’这没有别的原因，是由于不和民众一起娱乐的缘故。）
孟子说：“假如大王在奏乐，百姓们听到大王鸣钟击鼓、吹萧奏笛的音声，都眉开眼笑地相互告诉说：‘我们大王大概没有疾病吧，要不怎么能奏乐呢？’假如大王在围猎，百姓们听到大王车马的喧嚣，见到华丽的旗帜，都眉开眼笑地相互告诉说：‘我们大王大概没有疾病吧，要不怎么能围猎呢？’这没有别的原因，是由于和民众一起娱乐的缘故。假如大王能和百姓们同乐，那就可以成就王业，统一天下。”
赏析：
孟子长于言辞，在辩论中经常设譬，以小喻大，逻辑性很强，有极强的说服力；其文气势磅礴，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文章由叙入议，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好乐何如”，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与民同乐”。文章围绕着“音乐”这一话题，阐明不“与民同乐”就会失去民心，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民心、统一天下的“王道”思想。
这篇对话体议论文，通过孟子与齐王的对话显示了孟子高明的论辩艺术。
1、循循导入，借题发挥。
作者并不是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论点摆出来，而是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方式，在谈话中自然地转换话题，借题发挥，从齐王好乐切入，归结到与民同乐的主旨上。在与庄暴的谈话中，孟子只有一句话“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点出了齐王好乐与齐国政治的关系这个论题，但未加论述。在与齐王谈话中，孟子又从好乐切入，巧妙地重提论题，然后与齐王两问两答，从谈话气氛和思想感情上把齐王引导到自己的论题上后，孟子才进入自己的谈话主题。
2、对比和重复。
本文写国君是否与民同乐，人民的不同感受，造成的不同政治局面，运用的是对比方式。两段话在内容上是对立的，但语言上既有相对之句（如“举疾首……相告”和“举欣欣……相告”），又有重复之语（如“今王鼓乐……之音”和“今王田猎……之美”）。这样论述，就强调了国君同样的享乐活动，引起人民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政治局面，原因只在于是否与民同乐，从而突出了论题。
3、生动形象的议论语言。
本文虽是议论文，语言却很生动形象，如写齐王的“变乎色”，写老百姓“疾首蹙頞”“欣欣然有喜色”等。孟子在正面论述自己观点时，完全没有用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两幅图画，生动自然地得出结论。
4、因势利导，论辩灵活
孟子见到齐王就“好乐”的事向齐王发问。齐王对“乐”的意义并不理解而觉理亏，因而“变乎色”，忙拿“直好世俗之乐”来作托词，不料孟子却抓住齐王的心理，因利势导，借题发挥，转换内容，把“好乐”与治国联系起来，引起齐王的兴趣，缓和了谈话的气氛。此时孟子提出“今之乐犹古之乐”，表现了论辩的灵活性。而后的两个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引导齐王将谈话的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逐步明确自己的“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
齐人有一妻一妾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
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译文：
齐国有个人和一妻一妾共同生活。丈夫每次外出，都（说）是吃饱喝足才回家。妻子问跟他一起吃饭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就说）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妻子对妾说：“丈夫（每次）出去，都是酒醉饭饱才回家，问是谁跟他在一起吃喝，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可是，从来也不曾见有显贵体面的人到家里来。我要暗中看看他到底去什么地方。”
（第二天）清早起来，（妻子）便拐弯抹角地跟踪丈夫。（走遍）整个都城，没有谁停下来与他打招呼交谈。最后（他）走到东门城外的坟墓中间，向那些扫墓的人乞讨残羹剩饭。不够，又四下里看看，到别的扫墓人那里。这就是他天天酒醉饭饱的方法。妻子回去，（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妾，说：“丈夫，是我们指望依靠过一辈子的人。现在却是这个样子。”于是两人一起在院子里大骂，哭成一团。丈夫却一点也不知道，还得意洋洋地从外面回来，在妻妾面前大耍威风。
从君子的观点来看，世上的某些人用来追求升官发财的方法，能够使他们的妻子小妾不感到羞耻，不相对在庭中哭泣的，几乎是少见的。
鉴赏：
这是一篇精彩的讽刺小品。孟子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内心极其卑劣下贱，外表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形象。他为了在妻妾面前摆阔气，抖威风，自吹每天都有达官贵人请他吃喝，实际上却每天都在坟地里乞讨。妻妾发现了他的秘密后痛苦不堪，而他却并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还在妻妾面前得意洋洋。令人感到既好笑，又有几分恶心。
男主角“齐人”，分明是当时社会上一个为追求“富贵利达”而不择手段的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的缩影。他自欺欺人，做着连自己妻妾也被欺骗隐瞒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却装出一副骄傲自满的神气。虽只寥寥几笔，但他的丑恶嘴脸已暴露无遗了。
但在具体分析本文之前，我想提个问题。即在《孟子》七篇中，每一章都有“孟子曰”字样，说明全书是孟轲的门徒及其后辈们追记下来的。惟独这一章偏偏没有“孟子曰”这三个字。因此近人高步瀛在《孟子文法读本》中认为，这一章应与它的前一章相连，不宜分成两截。我是同意高先生这一看法的，理由详下。现在先把它的前一章抄在下面：
储子曰：“王使人（jiàn，窥视）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正因为齐宣王派人对孟轲窥伺盯梢，才引起孟子讲出了“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如把两章连到一起，自然不存在惟独这一章没有“孟子曰”字样的疑问了。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文章修辞的角度来看。《孟子》书中用“”字的地方只有这两处，而这两段文字又恰好彼此衔接；如果孟子不是用齐人之妻的“良人之所之”来与储子说的“王使人夫子”相呼应，而是分成全无关涉的两章，那么这两个“”字的出现也未免太凑巧了。但上述两点还不是两章书应合为一章的最有力的证明，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的探究。
故事的叙述部分没有什么有意突出的笔墨，作者态度的冷静客观有点像契诃夫在写短篇。但文章却是由浅入深，由先果而后因（即先写现象后点出这种现象发生的背景）的手法，层层揭示出“齐人”龌龊的灵魂，剥去他虚伪的外衣。从“齐人”口头上的吹牛（“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引起了“其妻”的疑心，用“未尝有显者来”点出可疑的症结所在。接着笔锋却从其妻“”的角度由侧面往深处揭露：“遍国中无与立谈者”，是说这个自吹自擂的家伙连普通老百姓都没有一个搭理他的，可见“尽富贵也”的话是纯属吹牛；然后写他“卒之东郭墦间”，跑到墓地上去了，这不能不令人奇怪，使读者也急于看到下文；最后谜底揭晓，原来他不过是个乞丐，而且是个死皮赖脸的痞子，“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这种抽蕉剥茧的手法还不够，更在下面一段的末尾补上一句“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写“齐人”的厚颜无耻不但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还表露在神态上和精神状态中，此之谓“颊上添毫”。这种形象刻画真是跃然纸上了。
弈秋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译文：
孟子说：“对于君王的不聪明，不必奇怪。即使有天下最容易生长的东西，（如果）晒它一天，冻它十天，没有能生长的。我见君王的次数很少，我退居在家，那些小人又会来君王身边，（这样，）我对他刚有的那点善心的萌芽又能怎么样呢？（好比下棋，）下棋作为技艺，是小技艺；不专心致志，就学不到手。弈秋是全国最善于下围棋的人。让弈秋教导两个人下围棋，其中一人专心致志的学习，只听弈秋的教导；另一个人虽然也在听弈秋的教导，却一心以为有天鹅要飞来，想要拉弓箭去把它射下来。虽然和前一个人一起学棋，但棋艺不如前一个人好。难道是因为他的智力不如前一个人吗？说：不是这样的。
赏析：
通过弈秋教两个人学下围棋的事，说明了做事必须专心致志，绝不可以三心二意。弈秋同时教两个学习态度不同的人下围棋，学习效果截然不同，指出这两个人学习结果不同，并不是在智力上有多大差异。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译文：
孟子对齐宣王说：“（假如）大王您的臣子当中，有一个把他的妻子孩子托付给他的朋友（照顾）然后到楚国游历的人。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却在挨饿受冻，那么对他怎么办？”
齐宣王说：“抛弃他。”(这里可以用“抛弃他”，但好一点的解释是“和他绝交 ，断交 ‘)
孟子说：“如果司法官不能管理（他的）下属，那么对他怎么办？”
齐宣王说：“罢免他。”
孟子又说：“一个君主不能治理好他的国家，那么对他怎么办？”
齐宣王环顾身边的大臣们，却说别的事情了。
赏析：
齐宣王知道孟子是在说自己没把国家治理好，于是就回避这一问题，回过头去东张西望，故意把话题扯到别的地方去顾左右而言他。作为一个君主，齐宣王的态度无疑是不负责任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他不明白或暂时没想明白的东西，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会听取别人的意见，从别人的意见中来获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当遇到过分的要求或者难以回答的问题时，转移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是一个方法。转移话题，其实就是避实就虚，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将问题搁置，转而讨论其他事情，这样一来对方没有机会开口，便可避免问题点进一步激化，给自身思考和妥善解决问题的时间。
穷达
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译文：
孟子说：“崇尚道德乐行仁义，就可以悠然自得。所以士人穷困时不要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能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以士人能保持自己的操守。显达时不背离道德，所以不会使百姓对他失望。古时候的人，如果得志，就会惠泽万民
老吾老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译文
尊敬自己的父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父兄长辈; 爱护自己的子弟晚辈，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子弟晚辈。 (这样)治理天下就像用手掌转动东西一样容易。《诗经》里说：“先给自己的妻子做榜样，再推广到兄弟，(这样)就能治家和安邦了。”
自暴自弃，岂不哀哉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译文
孟子说：“自己损害自己的人，不可以和他交流思想；自甘落后的人，不能和他共同做事。言谈诋毁礼仪和道义，叫作自己损害自己；自身不能按仁爱和道义的标准做事，就叫做自甘落后。仁爱，好比是人们能够安心居住的地方；道义，好比是人生前行的正确道路。荒废安逸的宅院不去居住，舍弃正确的道路不去行走，真是可悲啊!”
与人为善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译文：
孟子说：“子路，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就很高兴。大禹听到有教益的话就向人拜谢。舜帝更是伟大，他总是与别人一起做善事，舍弃自己的不足，学习人家的优点，非常乐于吸取别人的长处来行善。他从种地、做陶器、捕鱼一直到做成为帝王，没有哪个时候他不向别人学习。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这也就是与别人一起来行善。所以对君子来说，最伟大的就是与别人一起来行善。”
瞽瞍杀人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译文：
桃应问道：“假如，舜做天子，皋陶执行法律，要是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该怎么办？”孟子说：“逮捕他就是了。”桃应说：“那么舜不会制止他们吗？”
孟子说：“舜怎么能阻止皋陶不执行法律呢？舜作为天子就要接受这个国家的法律。”
桃应又问：“那么舜该怎么办呢？”
孟子说：“舜把抛弃王位看作像扔掉破鞋一样。他会偷偷背着父亲逃跑，到沿海边住下，终生高高兴兴的，快乐得忘记曾经拥有过天下。”
民为贵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译文：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谷神其次，国君为轻。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欢心的做国君，得到国君欢心的做大夫。国君危害到土神谷神——国家，就改立国君。祭品丰盛，祭品洁净，祭扫按时举行，但仍然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神谷神。”
逄蒙学射
逄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
译文：
逄蒙跟着羿学习箭术，把羿的技术都学到了，就想着天下只有羿的射箭技术能够超过自己，于是就把羿杀了。
孟子说：“这件事羿本人也有过错(他选错了人)。”公明仪说：“羿应该没有过错吧。”孟子说：“只是说轻微罢了，怎么能说没有过错呢?郑国派子濯孺子侵犯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讨。子濯孺子说‘我现在疾病发作了，连拿弓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死定了!’又问赶车的随从‘是谁在追我?’随从说‘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说‘那么，我还能活命。’随从疑惑地问道‘庾公之斯，是卫国的射箭高手，先生却说我还能活命，为什么?’子濯孺子说‘庾公之斯的射箭技术是向尹公之他学的，尹公之他又是向我学的。尹公之他是一个行为公正的人，他交接的人也必定是行为公正的人。’庾公之斯追赶上来了，大声问道‘先生，您为什么不拿弓箭?’子濯孺子说‘我今天疾病发作了，没有力气拿弓箭了。’庾公之斯说‘我是向尹公之他学的箭术，尹公之他又是向您学习的。我不忍心用您的箭术来伤害您。可是今天的事情是国家的公事，我不敢违背。’于是庾公之斯就拔出箭来在战车的车轮上敲打、把箭头去掉，向子濯孺子射了四支无头箭就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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