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
荀子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君子生 通：性)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故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江海 一作：江河)
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 。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 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 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
问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有争气者，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谓也。
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译文：
君子说：学习不可以停止的。
譬如靛青这种染料是从蓝草里提取的，然而却比蓝草的颜色更青；冰块是冷水凝结而成的，然而却比水更寒冷。木材笔直，合乎墨线，但是(用火萃取）使它弯曲成车轮，（那么）木材的弯度（就）合乎（圆到）如圆规画的一般的标准了，即使又晒干了，（木材）也不会再挺直，用火萃取使它成为这样的。所以木材经墨线比量过就变得笔直，金属制的刀剑拿到磨刀石上去磨就能变得锋利，君子广博地学习，并且每天检验反省自己，那么他就会智慧明理并且行为没有过错了。
因此，不登上高山，就不知天多么高；不面临深涧，就不知道地多么厚；不懂得先代帝王的遗教，就不知道学问的博大。干越夷貉之人，刚生下来啼哭的声音是一样的，而长大后风俗习性却不相同，这是教育使之如此。《诗经》上说：“你这个君子啊，不要总是贪图安逸。恭谨对待你的本职，爱好正直的德行。神明听到这一切，就会赐给你洪福 祥瑞。”精神修养没有比受道德熏陶感染更大了，福分没有比无灾无祸更长远了。
我曾经一天到晚地冥思苦想，（却）比不上片刻学到的知识（收获大）；我曾经踮起脚向远处望，（却）不如登到高处见得广。登到高处招手，手臂并没有加长，可是远处的人却能看见；顺着风喊，声音并没有加大，可是听的人却能听得很清楚。借助车马的人，并不是脚走得快，却可以达到千里之外，借助舟船的人，并不善于游泳，却可以横渡长江黄河。君子的资质秉性跟一般人没什么不同，（只是君子）善于借助外物罢了。
南方有一种叫“蒙鸠”的鸟，用羽毛作窝，还用毛发把窝编结起来，把窝系在嫩芦苇的花穗上，风一吹苇穗折断，鸟窝就坠落了，鸟蛋全部摔烂。不是窝没编好，而是不该系在芦苇上面。西方有种叫“射干”的草，只有四寸高，却能俯瞰百里之遥，不是草能长高，而是因为它长在了高山之巅。蓬草长在麻地里，不用扶持也能挺立住，白沙混进了黑土里，就再不能变白了，兰槐的根叫香艾，一但浸入臭水里，君子下人都会避之不及，不是艾本身不香，而是被浸泡臭了。所以君子居住要选择好的环境，交友要选择有道德的人，才能够防微杜渐保其中庸正直。
事情的发生都是有起因的，荣辱的降临也与德行相应。肉腐了生蛆，鱼枯死了生虫，懈怠疏忽忘记了做人准则就会招祸。太坚硬物体易断裂，太柔弱了又易被束缚，与人不善会惹来怨恨，干柴易燃，低洼易湿，草木丛生，野兽成群，万物皆以类聚。所以靶子设置好了就会射来弓箭，树长成了森林就会引来斧头砍伐，树林繁茂荫凉众鸟就会来投宿，醋变酸了就会惹来蚊虫，所以言语可能招祸，行为可能受辱，君子为人处世不能不保持谨慎。
堆积土石成了高山，风雨就从这里兴起了；汇积水流成为深渊，蛟龙就从这里产生了；积累善行养成高尚的品德，自然会心智澄明，也就具有了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不积累一步半步的行程，就没有办法达到千里之远；不积累细小的流水，就没有办法汇成江河大海。骏马一跨跃，也不足十步远；劣马拉车走十天，（也能到达，）它的成绩来源于走个不停。（如果）刻几下就停下来了，（那么）腐烂的木头也刻不断。（如果）不停地刻下去，（那么）金石也能雕刻成功。蚯蚓没有锐利的爪子和牙齿，强健的筋骨，却能向上吃到泥土，向下可以喝到土壤里的水，这是由于它用心专一啊。螃蟹有六条腿，两个蟹钳，（但是）如果没有蛇、鳝的洞穴它就无处存身，这是因为它用心浮躁啊。
因此没有刻苦钻研的心志，学习上就不会有显著成绩；没有埋头苦干的实践，事业上就不会有巨大成就。在歧路上行走达不到目的地，同时事奉两个君主的人，两方都 不会容忍他。眼睛不能同时看两样东西而看明白，耳朵不能同时听两种声音而听清楚。螣蛇没有脚但能飞，鼫鼠有五种本领却还是没有办法。《诗》上说：“布谷鸟筑巢在桑树上，它的幼鸟儿有七只。善良的君子们，行为要专一不偏邪。行为专一不偏邪，意志才会如磐石坚。”所以君子的意志坚定专一。
古有瓠巴弹瑟，水中鱼儿也浮出水面倾听，伯牙弹琴，拉车的马会停食仰头而听。所以声音不会因为微弱而不被听见，行为不会因为隐秘而不被发现。宝玉埋在深山，草木就会很润泽，珍珠掉进深渊，崖岸就不会干枯。行善可以积累，哪有积善成德而不被广为传诵的呢？
学习究竟应从何入手又从何结束呢？答：按其途径而言，应该从诵读《诗》、《书》等经典入手到《礼记》结束；就其意义而言，则从做书生入手到成为圣人结束。真诚力行，这样长期积累，必能深入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学到死方能后已。所以学习的教程虽有尽头，但进取之愿望却不可以有片刻的懈怠。毕生好学才成其为人，反之又与禽兽何异？《尚书》是政事的记录；《诗经》是心声之归结；《礼记》是法制的前提、各种条例的总纲，所以要学到《礼经》才算结束，才算达到了道德之顶峰。《礼经》敬重礼仪，《乐经》讲述中和之声，《诗经》《尚书》博大广阔，《春秋》微言大义，它们已经将天地间的大学问都囊括其中了。
君子学习，是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表现在威仪的举止和符合礼仪的行动上。一举一动，哪怕是极细微的言行，都可以垂范于人。小人学习是从耳听从嘴出，相距不过四寸而已，怎么能够完美他的七尺之躯呢？古人学习是自身道德修养的需求，现在的人学习则只是为了炫耀于人。君子学习是为了完善自我，小人学习是为了卖弄和哗众取宠，将学问当作家禽、小牛之类的礼物去讨人好评。所以，没人求教你而去教导别人叫做浮躁；问一答二的叫啰嗦；浮躁啰嗦都是不对的，君子答问应象空谷回音一般，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学习没有比亲近良师更便捷的了。《礼经》、《乐经》有法度但嫌疏略；《诗经》、《尚书》古朴但不切近现实；《春秋》隐微但不够周详；仿效良师学习君子的学问，既崇高又全面，还可以通达世理。所以说学习没有比亲近良师更便捷的了。
崇敬良师是最便捷的学习途径，其次就是崇尚礼仪了。若上不崇师，下不尚礼，仅读些杂书，解释一下《诗经》《尚书》之类，那么尽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介浅陋的书生而已。要穷究圣人的智慧，寻求仁义的根本，从礼法入手才是能够融会贯通的捷径。就像弯曲五指提起皮袍的领子，向下一顿，毛就完全顺了。如果不究礼法，仅凭《诗经》《尚书》去立身行事，就如同用手指测量河水，用戈舂黍米，用锥子到饭壶里取东西吃一样，是办不到的。所以，尊崇礼仪，即使对学问不能透彻明了，不失为有道德有修养之士；不尚礼仪，即使明察善辩，也不过是身心散漫无真实修养的浅陋儒生而已。
如果有人前来向你请教不合礼法之事，不要回答；前来诉说不合礼法之事，不要去追问；在你面前谈论不合礼法之事，不要去参与；态度野蛮好争意气的，别与他争辩。所以，一定要是合乎礼义之道的，才给予接待；不合乎礼义之道的，就回避他；因此，对于恭敬有礼的人，才可与之谈道的宗旨；对于言辞和顺的人，才可与之谈道的内容；态度诚恳的，才可与之论及道的精深义蕴。所以，跟不可与之交谈的交谈，那叫做浮躁；跟可与交谈的不谈那叫怠慢；不看对方回应而随便谈话的叫盲目。因此，君子不可浮躁，也不可怠慢，更不可盲目，要谨慎地对待每位前来求教的人。《诗经》说：“不浮躁不怠慢才是天子所赞许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射出的百支箭中有一支不中靶，就不能算是善射；驾驭车马行千里的路程，只差半步而没能走完，这也不能算是善驾；对伦理规范不能融会贯通、对仁义之道不能坚守如一，当然也不能算是善学。学习本是件很需要专心志致的事情，学一阵又停一阵那是市井中的普通人。好的行为少而坏的行为多，桀、纣、拓就是那样的人。能够全面彻底地把握所学的知识，才算得上是个学者。
君子知道学得不全不精就不算是完美，所以诵读群书以求融会贯通，用思考和探索去理解，效仿良师益友来实践，去掉自己错误的习惯性情来保持养护。使眼不是正确的就不想看、耳不是正确的就不想听，嘴不是正确的就不想说，心不是正确的就不愿去思虑。等达到完全醉心于学习的理想境地，就如同眼好五色，耳好五声，嘴好五味那样，心里贪图拥有天下一样。如果做到了这般地步，那么，在权利私欲面前就不会有邪念，人多势众也不会屈服的，天下万物都不能动摇信念。活着是如此，到死也不变。这就叫做有德行、有操守。有德行和操守，才能做到坚定不移，有坚定不移然后才有随机应对。能做到坚定不移和随机应对，那就是成熟完美的人了。到那时天显现出它的光明，大地显现出它的广阔，君子的可贵则在于他德行的完美无缺。
赏析：
本文围绕“学不可以已”这个中心论点，从学习的意义、作用、态度等方面，有条理、有层次地加以阐述。大量运用比喻来说明道理，是这篇文章的特色。
荀子的《劝学》是历来为人们所传诵的名篇，其中有些警句，已成为勉励学习常用的成语。这里节选三段，在原文中本不相连，但是意脉一贯，可以独立成篇。文章大量运用比喻来说明道理。这些比喻取之于人们熟悉的事物，又包含丰富的含义，因此，道理能说得浅显明白，发人深思。
文章开篇就郑重地写道：“君子曰：学不可以已。”这不但是《劝学》篇的第一句，也是整个《荀子》著作的第一句。为什么首先提出学习问题呢？因为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必须用礼义来矫正，所以他特别重视学习。“性恶论”是荀子社会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他在著作中首先提出学习不可以停止，就是想抓住关键，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他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他把自己的见解，通过“君子”之口提出来，以示郑重。
在措辞上，他不说应该不断学习，而说学习不可以停止，这对纠正人们学习上常犯的不能持之以恒的毛病，更有针对性。从学派传统来说，儒家一向劝导人们好好学习。如《论语》的第一句就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荀子自称是孔子的继承人，他的著作第一句也说：“学不可以已。”这从表面上看，只是继承了儒家的“劝学”传统，其实他强调的程度显然不同。因为在孔子看来，“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论语·季氏》）而荀子则认为礼义道德和系统知识，只有靠后天学习才能获得。所以，荀子是在新的认识论基础上，发展了儒家的“劝学”传统，把学习的重要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就行文来说，开头就提出了中心论点，语言简劲，命意深广，因而很自然地引出了下文的滔滔阐述。
文章先以“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来比喻任何人通过发愤学习，都能进步，今日之我可以胜过昨日之我，学生也可以超过老师。这两个比喻，使学习的人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不过，要能“青于蓝”、“寒于水”，决不是“今日学，明日辍”所能办到的，必须不断地学，也就是说：“学不可以已”。所以，这两个比喻深刻有力地说明了中心论点，催人奋进。
接着，文章进一步设喻，从根本上阐明道理：“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这正如梁启超所说，意思是“喻人之才质，非由先天本性而定，乃后起人功而定也”（见《荀子柬释》引）。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但学习可以使人由“恶”变“善”，因此，他强调“輮”的作用。通过这个比喻，说明即使原来是地地道道的“不善”之人，经过学习，也可以“改变”成完全合乎道德规范的人。这显然是对学习者更大的鼓励。
在强调了学习的重要作用后，文章以设喻引出论断：“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木材经过墨线量过就会取直，金属制成的刀剑之类拿到磨刀石上去磨就会锋利，这就好比君子广泛学习，而且每天检查省察自己，就会知识通达，行为没有过错。这样以设喻引出论断，显得更有说服力。论断句中的“日”字，与起句“学不可以已”的“已”字，紧密呼应，突出了要“知明而行无过”，就必须不断学习，从而有力地阐明了中心论点。
开篇至此为第一段。这一段说明了学习在改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智力方面的重大意义。学习意义重大，那么，如何学呢？荀子认为，学习不能单靠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必须利用外界事物，向实际学习。因此，第二段首先说明：“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以亲身的体验，通过“终日思”与“须臾学”的对比，强调空想不如学习。而这个与空想相对的“学”字，不言而喻，也就是指利用外界事物，向实际学习。这种对于学习的见解，也是荀子基于他的认识论提出来的。
荀子否认孟子所说的人有天生的“良知”“良能”，因此他强调从外界实际事物中学习。他在这里提出的“学”的概念，就具有唯物主义因素。接着，连设五喻，展开论证，荀子先从生活经验说起：站在高处望，比踮起脚见得广阔；登高招手，顺风呼喊，手臂并非更长了，声音并非更大了，可是人家却能远远地看到，清楚地听到；可见利用高处、利用顺风的作用之大。推而广之，“假舆马”、“假舟楫”的人，也并非善于走路或擅长游泳，可是他们却能“致千里”、“绝江河”，由于设喻所用的事例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因此读起来不但感到亲切，而且觉得可信。随着不断设喻，阐明的道理越来越深入读者心灵，于是水到渠成地得出了结论：“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就是说，君子之所以会有超过一般人的才德，就是因为他们善于利用外物来好好学习。
推论起来，人如果善于利用外物好好学习，也就可以变为有才德的君子。这与第一段所说的青出于蓝、冰寒于水、直木可“輮”为车轮，意脉是一贯的，结构上也是暗相呼应的。此外，荀子把“所学”与“善假于物”联系起来，“这意味着学习的目的是要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性知识去改造客观世界。”（引自严北溟关于《劝学》的说明）这与他的“制天命”的思想也是联系着的。
至此，第二段结束。这一段说明学习必须善于利用外物。然而，在从外界实际事物中学习的时候，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第三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文章先设两喻引出论点：“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这说明学习要注意积累。荀子根本不承认“天生圣人”的说法，他指出人只要努力学习，“积善积德”，就可以具备圣人的思想。圣人也是不断学习而成的，正如他在《性恶》篇中所说的：“积善不息”，“涂之人可以为禹”。他充分强调“积善”的作用，这与开头提出的“学不可以已”也是一脉相承、遥相呼应的。
在笔法上，以设喻引出论点，更加强了论点的语势，使论点一出现就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接着，文章又进行申述：“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是从反面设喻来说明积累的重要。经过一正一反的设喻，学习要注意积累的道理已初步阐明，但是为了深入说明，文章又反复设喻对比：先以“骐骥一跃，不能十步”与“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相比，再以“锲而舍之，朽木不折”与“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相比，从而充分显示出“不舍”的重大意义，而学习要注意积累的道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当然，学习要做到“不舍”，要不断积累，那就必须专一，不能浮躁。
因此，文章再以“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能够“上食埃土，下饮黄泉”与“蟹六跪而二螯”，却“非蛇蟮之穴无可寄托”进行对比，说明学习必须专心致志，不能粗心浮气。这两个比喻，强调了学习必须坚持不懈，并照应了上文的层层论述。第三段至此结束。通过这一段的层层比喻，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学习必须持之以恒。至此，开篇提出的“学不可以已”的中心论点，已得到了深入的阐发和充分的证明。
《劝学》的这三段，论述了学习的重要性，指出了学习应该采取的态度和方法。虽然荀子论学的基础是唯心主义的“性恶论”，但是对批判孟子的“先天道德论”起了积极作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荀子不可能懂得人的阶级性，他把礼义当成人人应该具备的道德，并且把符合封建伦理规范的行为叫做“善”，把不符合的叫做“恶”。他劝学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培养合乎封建统治阶级道德规范的人才，这与我们今天的学习目的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那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全国走向统一的历史时期，是有进步意义的。至于文中阐述的要重视学习以及学习必须“善假于物”、逐渐积累、持之以恒等见解，就是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也还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文中除少数地方直接说明道理外，几乎都是比喻。通过比喻阐述道理、证明论点，这是本文在写作上的一大特色。由于创造比喻的技巧很高，因此这些比喻精警动人。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脱化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等，都被人们当作指导学习的格言来称引。同时，运用比喻的方式方法也灵活多样，阐述一层意思，有的单独设喻，有的连续设喻；有的从正面设喻，有的从反面设喻；有的以比喻互相映衬，有的以比喻进行对比。如此层层推进，上下呼应，使本身表现力很强的比喻，更充分持发挥作用，因而把道理阐述得十分透彻。再说，由于运用比喻，文章的语言显得具体形象、精练有味。而且，随着用比的连续和手法的变换，形成整齐而又富于变化的句式，产生铿锵起伏的节奏，表现出荀子谆谆劝学的激情。因此，这不仅是一篇出色的古代教育论文，而且可以当作一篇文学作品来欣赏。
修身（节选）
荀子
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诫，虽欲无进，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谄谀者亲，谏诤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
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趣舍无定谓之无常，保利弃义谓之至贼。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事乱君而通，不如事穷君而顺焉。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
夫骥一日而千里，驽马十驾则亦及之矣。故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厌其源，开其渎，江河可竭；一进一退，一左一右，六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然而跛鳖致之，六骥不致，是无他故焉，或为之、或不为尔！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远矣。
译文：
看到善良的行为，一定一丝不苟地拿它来对照自己；看到不好的行为，一定心怀恐惧地拿它来反省自己；善良的品行在自己身上，一定因此坚定不移地爱好自己；不良的品行在自己身上，一定像有灾祸一样似地厌恶自己。所以指出我的缺点而批评又恰当的人，就是我的老师；肯定我，而赞赏又恰当的人，就是我的朋友；阿谀奉承我的人，就是害我的人。所以君子尊重老师，亲近朋友，而极端痛恨那些谄媚自己的贼人。追求好的德行永远不满足，受到劝告能够警惕，这样即使不想进步，可能吗？小人则与此相反，自己极其昏乱，却还憎恨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自己极其无能，却要别人说自己贤能；自己的心地像虎、狼，行为像禽兽，却又恨别人指出其罪恶；对阿谀奉承自己的就亲近，对规劝自己改正错误的就疏远，把善良正直的话当作对自己的讥笑，把极端忠诚的行为看成是对自己的戕害，这样的人即使想不灭亡，可能么？
用善良的言行来引导别人的叫做教导，用善良的言行来附和别人的叫做顺应；用不良的言行来引导别人的叫做谄媚，用不良的言行来附和别人的叫做阿谀。肯定正确的（言行）、否定错误的（言行）叫做明智，否定正确的（言行），肯定错误的（言行）叫做愚蠢。中伤贤良叫做谗毁，陷害贤良叫做残害。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叫做正直。偷窃财物叫做盗窃，隐瞒自己的行为叫做欺诈，轻易乱说叫做荒诞，取舍没有个定规叫做反复无常，为了保住利益而背信弃义的叫做大贼。
志向美好就能傲视富贵，把道义看得重就能藐视王公；内心醒明，那么身外之物就微不足道了。古书上说：“君子役使外物，小人被外物所役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身体劳累而心安理得的事，就做它；利益少而道义多的事，就做它；侍奉昏乱的君主而显贵，不如侍奉陷于困境的君主而顺行道义。所以优秀的农夫不因为遭到水灾旱灾就不耕种，优秀的商人不因为亏损而不做买卖，有志操和学问的人不因为贫穷困厄而怠慢道义。
那骏马一天能跑千里，劣马走十天也就能达到了。所以一步半步地走个不停，瘸了腿的甲鱼也能走到千里之外；堆积泥土不中断，土山终究能堆成；塞住那水源，开通那沟渠，那么长江黄河也会枯竭；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就是六匹骏马拉车也不能到达目的地。各人的资质悬殊，哪会像瘸了腿的甲鱼和六匹骏马之间那样大呢？然而，瘸了腿的甲鱼能够到达，六匹骏马却不能到达，这没有其他的缘故啊，有的去做、有的不去做罢了！路程即使很近，但不走就不能到达；事情即使很小，但不做就不能成功。那些活在世上而闲荡的时间很多的人，他们即使能超出别人，也决不会很远的。
赏析：
《荀子》中的《修身》是荀子思想的重要篇章之一，主要探讨了人们如何通过修养自己来达到道德和心灵的提升。
《修身》一文主要表达了荀子关于个体修身的思想。他认为，个体应该通过努力修养自己，追求道德的完美，以达到心灵的升华和社会秩序的和谐。
荀子认为，修身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内在优越性。通过道德修养，个体能够超越自身的欲望，克制私欲，达到道德和心灵的完美。这种完美使个体能够履行天命，为社会作出贡献。
荀子提出了一系列修身的方法，包括持之以恒地学习、反思自己的行为、修养心性、遵循礼仪等。他认为，通过这些方法，个体能够培养道德情操，达到修身的目的。
荀子的《修身》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他与孟子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修身养性的观念上，荀子强调的是通过努力去完善人性本善的一面，与儒家强调修己治人的思想有一定的契合。
《修身》强调了个体责任和自我完善的重要性。在当代社会，这一思想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提醒人们注重个体的内在修养，不仅关注物质层面的成功，更注重心灵层面的提升，以实现全面的人格发展。
孔子观欹器
荀子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
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
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
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
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译文：
孔子在鲁桓公的庙里参观，看到那里有一只倾斜的器皿。孔子问守庙人：“这是什么器皿？”
守庙人说：“这大概是君主放在座位右边来警戒自己的器皿。”
孔子说：“我听说这种器皿，空着时就倾斜，倒入一半水时就会端正，注满水后就会翻倒。
孔子回头对弟子说：“注水吧！”弟子舀了水往里面倒，注入一半时就端正了，注满后就翻倒了，空了就又恢复倾斜了。
孔子喟然长叹说：“唉！哪有满了不翻倒的呢？”
孔子论水
荀子
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启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
译文：
子贡问道：“君子见到大水一定要仔细观看，是什么缘故呢？ ”孔子说：“水，能够启发君子（接近自然之德）用来比喻自己的德行修养啊。它遍布天下，给予万物，并无偏私，有如君子的道德；所到之处，万物生长，有如君子的仁爱；水性向下，随物赋形，有如君子的高义；浅处流动不息，深处渊然不测，有如君子的智慧；奔赴万丈深渊，毫不迟疑，有如君子的临事果决和勇毅；渗入曲细，无微不达，有如君子的明察秋毫；蒙受恶名，默不申辩，有如君子包容一切的豁达胸怀；泥沙俱下，最后仍然是一泓清水，有如君子的善于改造事物；装入量器，一定保持水平，有如君子的立身正直；遇满则止，并不贪多务得，有如君子的讲究分寸，处事有度；无论怎样的百折千回，一定要东流入海，有如君子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所以君子见到大水一定要仔细观察。
墨子怒耕柱子
墨子及弟子
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无愈于人乎？”墨子曰：“我将上太行，以骥与牛驾，子将谁策？”耕柱子曰：“将策骥也。”墨子曰：“何故策骥也？”耕柱子曰 ：“骥足以策。” 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策，故怒之。”耕柱子悟。
译文：
墨子对他的门生耕柱子感到生气，耕柱子说：“我没有比别人好的地方吗？”墨子说：“假如我要上太行山去，用一匹好马或一头牛来驾车，你将鞭打哪个？”耕柱子说：“那我当然鞭打好马了。”墨子说：“为什么要鞭打好马呢？”耕柱子说：“好马值得我去鞭打。”墨子说：“我也认为你值得我鞭策，所以生气。”耕柱子醒悟了。
赏析：
这篇古文写了墨子对他的门生耕柱子的批评。墨子用马和牛作比的方式，告诫耕柱子，正因为马有能力上太行山，所以要策马。以此勉励学生不断进步，能够真正承担得起责任。
墨子的语言，朴实无华，有时甚至是平铺直叙，没什么文采，也不像庄子那样爱讲寓言故事，但他的话语逻辑性很强。他认为“文采饰太胜”，反而会使听者“迷于其辞，失之其理”，这样不利于自己的表达、传播。本文体现了墨子直截了当的说话方式，这也反映了墨子是一个光明磊落、坦诚直率的人。
非攻
墨子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
译文：
如果有一个人，进人家果园，偷人家桃李，大家听到就谴责他，上面执政的人捉获就惩罚他。这为什么呢？因为他损人利己。至于偷人家鸡犬大猪小猪的，比进人家果园偷桃李更不义。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多。如果损人越多，他越是不仁，罪越重。至于进人家牲口棚，牵走人家马牛的，这比偷人家鸡犬大猪小猪更不义。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多。如果损人越多，他越是不仁，罪越重。至于杀无辜的人，剥下人家的衣服皮袄，拿走戈剑，这比进人家牲口棚牵走马牛又更不义。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他损人更严重。如果损人越严重，他就越不仁，罪越大。对此，世上有道德之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并会认为它们不对，说这些是不道德的。今天最不义的事，是进攻别国，却不知道谴责，反而称赞它，说它是义。这能说知道义与不义的分别吗？
杀一个人，说它不义，一定构成一个死罪了。如果照这个说法类推下去，杀十个人，十倍不义，必定构成十个死罪了；杀一百个人，一百倍不义，必定构成一百个死罪了。今天最不义的事，是进攻别国，却不知道反对，反而称赞它，说它义。这是确实不知道进攻别国是不义的，所以把称赞的话记载下来传给后世。如果知道它是不义的，那还有什么理由记载不义的事传给后世呢？
如果有人在这里，见一点黑说是黑，见一片黑却说是白，那么一定以为这人是不知辨别黑白的了。尝一点苦说苦，尝多了苦却说是甜，那么一定以为这个人是不知辨别苦甜的了。今天干小的坏事，能够知道而且谴责它；干大的坏事，攻打别国，就不知道谴责，反而称赞它，说它义；这能说知道辨别义与不义吗？由此可知世上的君子，分辨义与不义是多么混乱啊。
赏析：
“非攻”是墨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继儒学而创立的墨学，有一整套治国方略，用以纠正当时社会的弊病。墨子将其归纳为十个方面：“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
墨子生活于战国初年。战国时代是一个典型的“弱肉强食”的时代，西周初期由周公制定的那套礼乐制度早已被破坏，因此春秋时期的孔子已对“礼崩乐坏”的状况感慨不已；到了战国时代，连春秋五霸提出的“尊王攘夷”的口号也已成空谷回声，代之而起的是永无休止的兼并战争，终于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七雄并立的局面。战国七雄又都雄心勃勃地为扩大地盘，主宰江山而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战争对于获胜的诸侯而言，当然是一笔大的财富，可以掠夺到大量的土地、人口、宝物。然而带给人民的却是无穷无尽的灾难。“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每场战争之后，尸横遍野，白骨森森。
出身“低贱”而又学识渊博、技艺超群的墨子对于民众的疾苦给予深切的同情，他认为社会之所以出现混乱、战争，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爱心，各人只知道爱己利己，并为此不惜去欺凌和损害别人的利益。为了解决这种状况，他提出了“兼爱”的主张，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具体地说就是要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这是政治伦理层面的准则，而在实际行动中则要制止战争。为此，墨子写了《非攻》，讲述战争的祸害，驳斥那些好战者所散布的战争理论，希望以此制止战争。
《墨子》一书中，《非攻》有上、中、下三篇，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阐述他反对战争(攻即相互攻伐)的道理，尤其是《非攻(上)》向来为人所称引。文章先写：“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从一件小事揭示出问题的实质——“亏人以自利”。接着，他又举出“攘人犬豕”、“取人牛马”、“杀不辜人”的事实，由小到大，由轻及重，指出“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的道理。之后文章又从杀人罪写起：“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推导出杀十人、杀百人就有十死罪、百死罪，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不义”行为。最后以如今诸侯发动战争，攻城掠地，杀人如麻，则其罪孽又是何等深重。文章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将道理讲得十分透彻，号召大家共同谴责不正义的战争，并痛斥了那些为战争大唱赞歌的所谓君子们是不辨黑白，不明是非的人。
墨子反对写文章过于讲究文辞华丽，他认为太注重文采会使读者光注意文章的表面形式而忽视文章所要阐述的深层道理。然而，要宣传自己的主张，就必须使文章写得令人信服，为此，墨学注重于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非攻(上)》便是其典型之作。墨子提出“察类明故”的论辩法，“类”即概念的类别，“故”是原因。《非攻》中，从“窃其桃李”、“攘人犬豕”、“取人马牛”等行为中，归纳出“亏人以自利”的“类”来，作为推论的前提；然后用杀一人、杀十人、杀百人的罪行之轻重，推论到诸侯发动战争，杀人愈多而罪愈重的结论。由类比法展开，层层推进，显得极有说服力。
《非攻(中)》以春秋末年发生的吴越之战和晋国的韩、赵、魏三家联合消灭智伯的故事，说明穷兵黩武者必将自取灭亡这样一个道理。其采用的就是该篇开头所说的“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说理方法。
墨子不仅是反对战争的倡言者，而且是制止战争的实践者。墨子有一大批弟子，都听从他的号令，他们善守御，作战十分勇敢，能够“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墨子·公输》篇中记载，墨子为了保卫宋国不受大国楚国的侵略，步行十天十夜到郢都，在楚王面前与为楚国制造了攻城云梯的公输盘比赛攻守之术，并战胜了他，终于使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意图。《墨子·公输》篇实际上是墨子“非攻”思想的具体实施，文中生动地刻画了墨子过人的才智与高尚的品格。鲁迅《故事新编》曾以此为题材再现了墨子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公输
墨子及弟子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
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公输盘不说。
子墨子曰：“请献十金。”
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
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
公输盘服。
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
公输盘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
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
公输盘曰：“诺。”
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
王曰：“必为有窃疾矣。”
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柟、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
王曰：“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
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
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
楚王问其故。
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
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
译文：
公输盘替楚国造云梯这类攻城的器械，造成后，将要用它来攻打宋国。墨子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从鲁国出发，行走了十天十夜，才到达郢都，见到了公输盘。
公输盘说：“先生有什么见教呢？”
墨子先生说：“北方有一个欺侮我的人，我希望借助您的力量去杀了他。”
公输盘很不高兴。
墨子先生说：“请让我奉送（给您）十金。”
公输盘说：“我坚守道义坚决不杀人。”
墨子先生起身，拜了两拜，说：“请（让我）解说这件事。我在北方听说你在制造云梯，将要用它来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在土地方面有富余却在人口方面不够，牺牲不足的人口而争夺多余的土地，不能说是明智的；宋国没有罪却攻打它，不能说是仁义的；知道这道理而不对楚王进行劝阻，不能说是忠君的；劝阻却没有成功，这不能称作坚持；你崇尚仁义不肯帮我杀死欺负我的一个人，却要为楚国攻打宋国而杀死很多人，不能叫做明白事理。”
公输盘被说服了。
墨子先生说：“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不停止计划呢？”
公输盘说：“不行，我已经向楚王说了这件事了。”
墨子先生说：“为什么不向楚王引见我呢？”
公输盘说：“好吧。”
墨子先生拜见了楚王，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舍弃他自己装饰华美的车，邻居有破车，却想要去偷；舍弃自己华美的衣服，邻居有件粗布衣服，却想要去偷；舍弃自己的好饭好菜，邻居只有粗劣饭食，却想要去偷。——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楚王回答说：“这个人一定是患有偷盗的毛病了。”
墨子先生说：“楚国的土地，方圆大小足有五千里；宋国的土地，方圆大小不过五百里，这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同破车相比。楚国有云梦泽，里面有成群的犀牛麋鹿，长江、汉水里的鱼，鳖，鼋，鳄鱼多得天下无比；宋国却像人们所说的一样，是一个连野鸡、兔子、小鱼都没有的地方，这好像美食佳肴同糠糟相比。楚国有巨松、梓树、黄楩木、楠、樟等名贵木材；宋国是一个连多余的木材都没有的国家，这就像华丽的衣服与粗布短衣相比。我认为大王派官吏进攻宋国，是和这个患偷窃病的人的行为是一样的。”
楚王说：“好啊！虽然这样，(但是)公输盘给我造了云梯，一定要攻取宋国。”
在这种情况下（楚王）召见公输盘，墨子先生解下衣带，用衣带当作城墙，用木片当作守城器械。公输盘多次用了攻城的巧妙战术，墨子先生多次抵御他。公输盘的攻城的方法用尽了，墨子先生的抵御器械还绰绰有余。
公输盘理屈，却说：“我知道用来抵御你的方法，可我不说。”
墨子先生说：“我知道你要用来抵御我的方法，我也不说。”
楚王问其中的缘故。
墨子先生说：“公输先生的意思，不过是要杀掉我。杀了我，宋国没有人能守城，就可以攻取了。可是我的学生禽滑厘等三百多人，已经拿着我的守城器械，在宋国城上等待楚国入侵了。即使杀了我，也不能杀尽（宋国的抵御者）啊。”
楚王说：“好，我不攻打宋国了。”
墨子从楚国归来，经过宋国，天下着雨，他到闾门去避雨，守闾门的人却不接纳他。所以说：“运用神机的人，众人不知道他的功劳；而于明处争辩不休的人，众人却知道他。”
赏析：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
兼爱
墨子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
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有亡。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然则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
然则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爱生。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辩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苟君说之，则士众能为之。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特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故也。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为之也。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践好士之勇，教驯其臣，私令人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士闻鼓音，破碎乱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恶衣、杀身而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若苟君说之，则众能为之，况兼相爱、交相利与此异矣。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焉？特士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
译文：
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必须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才能对它进行治理。如果不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就不能进行治理。这就好像医生给人治病一样，必须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才能进行医治。如果不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就不能医治。治理混乱又何尝不是这样，必须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才能进行治理。如果不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就不能治理。
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不可不考察混乱产生的根源。试考察混乱从哪里产生呢？起于人与人不相爱。臣与子不孝敬君和父，就是所谓乱。儿子爱自己而不爱父亲，因而损害父亲以自利；弟弟爱自己而不爱兄长，因而损害兄长以自利；臣下爱自己而不爱君上，因而损害君上以自利，这就是所谓混乱。反过来，即使父亲不慈爱儿子，兄长不慈爱弟弟，君上不慈爱臣下，这也是天下的所谓混乱。父亲爱自己而不爱儿子，所以损害儿子以自利；兄长爱自己而不爱弟弟，所以损害弟弟以自利；君上爱自己而不爱臣下，所以损害臣下以自利。这是什么缘故呢？都是起于不相爱。即使是天下做盗贼的也是这样。盗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所以偷盗别人家而自得利益。贼只爱自身而不爱他人。所以抢夺他人身上东西而自得利益。这是什么原故呢？都是起于不相爱的缘故啊！即使是大夫互相侵扰其家，诸侯互相攻打其国也是这样的。大夫各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所以扰乱他人的家而使自家得利。诸侯各自爱自己的国家，而不爱别的国家，所以攻打别国而使自己国家得利。天下混乱的事，全都在这里了。
细察它们的起因，都起于不相爱。假若天下都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还能有不孝的吗？看待父亲、兄弟和君上像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孝的事呢？还会有不慈爱的吗？看待弟弟、儿子与臣下像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慈的事呢？所以不孝不慈都没有了。还有盗贼吗？看待别人的家像自己的家一样，谁会盗窃？看待别人就像自己一样，谁会害人？所以盗贼没有了。还有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吗？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自己的家族，谁会侵犯？看待别人的封国就像自己的封国，谁会攻伐？所以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都没有了。假若天下的人都相亲相爱，国家与国家不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不相互侵扰，盗贼没有了，君臣父子间都能孝敬慈爱，像这样，天下也就治理了。
所以圣人既然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怎么能不禁止相互仇恨而鼓励相爱呢？因此天下的人相亲相爱就会治理好，相互憎恶则会混乱。所以墨子说：“不能不鼓励爱别人”，道理就在此。
墨子说：“仁人处理事务的原则，一定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以此原则来处理事务。”既然如此，那么天下的利是什么，而天下的害又是什么呢？墨子说：“现在如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君王不施加恩惠，臣子不尽忠于君王；父亲不慈爱，子女不孝顺；兄弟之间不融洽、协调；这就都是天下之害。”
既然如此，那么考察这些公害又是因何产生的呢？是因不相爱产生的吗？墨子说：“是因不相爱产生的。”现在的诸侯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国家的力量，去攻伐别人的国家。现在的家族宗主只知道爱自己的家族，而不爱别人的家族，因而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家族的力量，去掠夺别人的家族。现在的人只知道爱自己，而不爱别人，因而毫无忌惮地运用全身的力量去残害别人。所以诸侯不相爱，就必然发生野战；家族宗主不相爱，就必然相互掠夺；人与人不相爱，就必然相互残害；君与臣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施惠、效忠；父与子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慈爱、孝敬；兄与弟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融洽、协调。天下的人都不相爱，强大的就必然控制弱小的，富足的就必然欺侮贫困的，尊贵的就必然傲视卑贱的，狡猾的就必然欺骗愚笨的。举凡天下祸患、掠夺、埋怨、愤恨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不相爱而产生的。所以仁者认为它不对。
既已认为不相爱不对，那用什么去改变它呢？墨子说道：“用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的方法去改变它。”既然这样，那么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应该怎样做呢？墨子说道：“看待别人国家就象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族就象自己的家族，看待别人之身就象自己之身。”所以诸侯之间相爱，就不会发生野战；家族宗主之间相爱，就不会发生掠夺；人与人之间相爱就不会相互残害；君臣之间相爱，就会相互施惠、效忠；父子之间相爱，就会相互慈爱、孝敬；兄弟之间相爱，就会相互融洽、协调。天下的人都相爱，强大者就不会控制弱小者，人多者就不会强迫人少者，富足者就不会欺侮贫困者，尊贵者就不会傲视卑贱者，狡诈者就不会欺骗愚笨者。举凡天下的祸患、掠夺、埋怨、愤恨可以不使它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相爱而生产的。所以仁者称赞它。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说：“对！兼爱固然是好的。即使如此，它也是天下一件难办而迂阔的事。”墨子说道：“天下的士君子们，只是不能辨明兼爱的益处、辨明兼爱的原故。现在例如攻城野战，为成名而杀身，这都是天下的百姓难于做到的事。但假如君主喜欢，那么士众就能做到。而兼相爱、交相利与之相比，则是完全不同的（好事）。凡是爱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爱他；有利于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憎恶他；损害别人的人，别人随即损害他。实行这种兼爱有什么困难呢？只是由于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士人不用它实之于行的缘故。”从前晋文公喜欢士人穿不好的衣服，所以文公的臣下都穿着母羊皮缝的裘，围着牛皮带来挂佩剑，头戴熟绢作的帽子，（这身打扮）进可以君上，出可以往来朝廷。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君主喜欢这样，所以臣下就这样做。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之人，所以灵王的臣下就吃一顿饭来节食，收着气然后才系上腰带，扶着墙然后才站得起来。等到一年，朝廷之臣都（饥瘦得）面有深黑之色。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君主喜欢这样，所以臣下能做到这样。从前越王句践喜爱士兵勇猛，训练他的臣下时，先把他们集合起来，（然后）放火烧船，考验他的将士说：“越国的财宝全在这船里。”越王亲自擂鼓，让将士前进。将士听到鼓声，（争先恐后），打乱了队伍，蹈火而死的人，近臣达一百人有余。越王于是鸣金让他们退下。所以墨子说道：“象少吃饭、穿坏衣、杀身成名，这都是天下百姓难于做到的事。假如君主喜欢它，那么士众就能做到。何况兼相爱、交相利是与此不同的（好事）。爱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爱他；有利于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憎恶他；损害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损害他。这种兼爱有什么难实行的呢？只是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而士人不用它实之于行的缘故。”
赏析：
《兼爱》是墨子思想中的一篇经典之作，强调了兼爱的道德理念，即普遍的博爱，超越个人、家庭和国家的狭隘利己观念，以全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追求和平、公正、共同幸福。
兼爱的基本观点：
【普及爱的对象】墨子认为，爱应该普及到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亲友、同胞或同类。他主张将关爱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人类。
【排斥战争】 墨子反对战争，认为通过兼爱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他主张通过互相体谅、互相支持，建立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
【公正原则】 兼爱的理念还包含了对公正的追求。墨子认为，兼爱能够消除社会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秩序。
墨子在《兼爱》中多次强调兼爱的道德价值。他认为，只有通过兼爱，人们才能建立起相互尊重、互相支持的社会关系，共同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
墨子的兼爱思想在现代仍然具有启示意义。这一思想呼吁超越种族、国界、文化差异，促进全球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如气候变化、贫富差距等。墨子的兼爱理念在倡导世界和平、人权和社会公正方面具有普遍价值。
墨子怒耕柱子
墨子及弟子
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无愈于人乎？”墨子曰：“我将上太行，以骥与牛驾，子将谁策？”耕柱子曰：“将策骥也。”墨子曰：“何故策骥也？”耕柱子曰 ：“骥足以策。” 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策，故怒之。”耕柱子悟。
译文
墨子对他的门生耕柱子感到生气，耕柱子说：“我没有比别人好的地方吗？”墨子说：“假如我要上太行山去，用一匹好马或一头牛来驾车，你将鞭打哪个？”耕柱子说：“那我当然鞭打好马了。”墨子说：“为什么要鞭打好马呢？”耕柱子说：“好马值得我去鞭打。”墨子说：“我也认为你值得我鞭策，所以生气。”耕柱子醒悟了。
赏析：
这篇古文写了墨子对他的门生耕柱子的批评。墨子用马和牛作比的方式，告诫耕柱子，正因为马有能力上太行山，所以要策马。以此勉励学生不断进步，能够真正承担得起责任。
墨子的语言，朴实无华，有时甚至是平铺直叙，没什么文采，也不像庄子那样爱讲寓言故事，但他的话语逻辑性很强。他认为“文采饰太胜”，反而会使听者“迷于其辞，失之其理”，这样不利于自己的表达、传播。本文体现了墨子直截了当的说话方式，这也反映了墨子是一个光明磊落、坦诚直率的人。
多言无益
墨子
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虾蟆、蛙、蝇，日夜恒鸣，口干舌擗，然而不听。今观晨鸡，以时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
译文：
子禽向墨子请教道：“多说话有什么好处吗？”墨子答道：“蛤蟆、青蛙，日日夜夜不停地鸣叫，嘴都干了，舌头都疲劳了，就算这样（叫）还是没有人注意听。现在看那雄鸡，按时鸣叫，惊醒天下生灵，纷纷振作行动起来。多说话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在切合时机的情况下说话才有用。”
赏析：
这段文字通过对动物的比喻，巧妙地传达了言辞的有效性与时机的关联，强调了在交流中适时用言辞表达的重要性。
墨子运用虾蟆、蛙、蝇等动物的不断鸣叫来比喻人们的多言，强调了多言无益的观点。墨子对于言辞的繁冗与无效进行了警示，强调了言之过多可能会导致听众的疲倦与漠视。
墨子关注言辞的实际效果，言辞之所以有益，不在于数量，而在于选择合适的时机。他通过对晨鸡的比喻，强调了在恰当的时刻运用言辞可以产生强大的影响。提醒人们在交流中需要注重时机选择，以使言辞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
墨子通过生动的比喻，巧妙地表达了对言辞时机的看法，增强了表达的形象性和深度；运用简洁而明快的语言表达了观点，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他的观点。
楚王好细腰
墨子
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
译文：
从前，楚灵王喜欢大臣有纤细的腰身，所以朝中的大臣每天都只吃一顿饭用来节制自己的腰身。（每天起床后，整装时）先屏住呼吸，然后束紧腰带，扶着墙壁站起来。等到第二年，满朝文武官员脸色都是黑黄黑黄的了。
赏析：
这段文字通过生动的描写和深刻的寓意，呈现了当时社会权力结构下的一些特色，同时也对权力的运行和个人喜好的合理性提出了一些深刻的反思。
本文主题集中在楚灵王对身材的特殊喜好上，他对臣子细腰、修长的体态产生了偏爱。这种喜好直接影响了臣子的生活方式，体现了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对臣子的影响。而臣子为了取悦君王，不惜忍受艰苦和不便，表现了封建社会中臣子对君王的极度依附和奉承，甚至付出身体上的痛苦。这个故事对于权力的滥用和统治者个人喜好的合理性提出了反思，同时也提醒人们在权力结构下奉承和依附可能导致的不公正和压迫。
文章通过具体的描述，描绘了臣子们为了满足楚灵王的喜好而承受的种种压抑和痛苦，让读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特殊的生活状态。以简练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表达了对封建社会中特殊现象的观察，同时运用比喻和象征手法，增强了文中的隐喻性和文学性。
两小儿辩日
列子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辩斗 一作：辩日)
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
一儿曰：“我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
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译文：
孔子向东游历，见到两个小孩在争辩，就问他们在争辩的原因。
一个小孩子说：“我认为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距离人近，而正午的时候距离人远。”
另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距离人比较远，而正午的时候距离人比较近。”
一个小孩儿说：“太阳刚出时像车的车盖一样大，到了中午时就如同盘子一般小了，这不是远小近大的道理吗？”
另一个小孩儿说：“太阳刚出来时凉爽，到了正午的时候热得如同把手伸进热水中，这不是近的就感觉热，而远就觉得凉的道理吗？”
孔子听了之后不能判断他们俩谁对谁错。
两个小孩子笑着对孔子说：“是谁说你智慧多呢？”
赏析：
此文通过描写两个小孩争辩太阳在早晨和中午距离人们远近的问题，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探求和独立思考、大胆质疑、追求真理的可贵精神。
这则小故事用对话贯串始终。全文以孔子的见不能决为贯串线索，颇有条理地叙述了两小儿辩日的过程：先写两个小孩分别就太阳距离人的远近鲜明地提出看法，引人思考。接着又分别摆出根据。两人互不相让，都使用反问句式，扣住了题目中的“辩”字，增强了论辩性。
两小儿在对话中都使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并用比较的方法，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第一个小孩用面积大小相比，带有直观性，似乎是有理的。第二个小孩比较了人对太阳在不同时间冷和热的感受，似乎也是有理的。可见他们勤于思考，富有想象力；从他们针锋相对的论辩中还能体味出对话者的虎虎生气和音容笑貌。但他们的认识毕竟都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只能各执已见而不能获得正确的答案。
最后两小节写两小儿讥笑在他们争论面前“不能决”的孔子。
从故事本身看，两小儿敢于探讨艰深问题，不管多么幼稚和肤浅，却反映了古人渴望认识自然现象的强烈愿望，这种探求精神是值得赞许的。孔子作为大学问家，也不能通晓各科知识，而况当时人类认识自然现象的水平还很低。孔子“不能决”承认自己无知，这种态度是对的，不该受到讥讽。
关于太阳离人在不同时间的远近问题，通俗的解释是这样：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太阳在早晨和中午与人的距离确有一些变化，但微乎其微，凭肉眼难以觉察。这种情况对于气温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对于两个小孩为什么观点不同，那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角度不同：一个从视觉出发，用“如车盖”和“如盘盂”的比喻，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太阳形状的大小；另一个从触觉出发，用“如探汤”的比喻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太阳在中午时的灼热。由于中午的照射角大，地球表面获得的热能多，因而气温高；早晨照射角小，因而气温低。至于太阳“早晨大，中午小”，则完全是人视觉上的错觉，由于早晨背景小而暗，因此觉得太阳大一些，而中午则有广阔而明亮的天空做太阳的背景，看起来就觉得它小一点了。
愚公移山
列子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译文：
太行、王屋两座山，方圆七百里，高七八千丈，本来在冀州南边，黄河北岸的北边。
北山下面有个名叫愚公的人，年纪快到90岁了，在山的正对面居住。他苦于山区北部的阻塞，出来进去都要绕道，就召集全家人商量说：“我跟你们尽力挖平险峻的大山，使道路一直通到豫州南部，到达汉水南岸，好吗？”大家纷纷表示赞同。他的妻子提出疑问说：“凭你的力气，连魁父这座小山都不能削平，能把太行、王屋怎么样呢？再说，往哪儿搁挖下来的土和石头？”众人说：“把它扔到渤海的边上，隐土的北边。”于是愚公率领儿孙中能挑担子的三个人上了山，凿石头，挖土，用箕畚运到渤海边上。邻居京城氏的寡妇有个孤儿，刚七八岁，蹦蹦跳跳地去帮助他们。冬夏换季，才能往返一次。
河曲的智叟讥笑愚公，阻止他干这件事，说：“你简直太愚蠢了！就凭你残余的岁月、剩下的力气连山上的一棵草都动不了，又能把泥土石头怎么样呢？”北山愚公长叹说：“你的思想真顽固，顽固得没法开窍，连孤儿寡妇都比不上。即使我死了，还有儿子在呀；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有儿子，儿子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可是山却不会增高加大，还怕挖不平吗？”河曲智叟无话可答。
握着蛇的山神听说了这件事，怕他没完没了地挖下去，向天帝报告了。天帝被愚公的诚心感动，命令大力神夸娥氏的两个儿子背走了那两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从这时开始，冀州的南部直到汉水南岸，再也没有高山阻隔了。
赏析：
《愚公移山》主题思想即恒道。
“愚公移山”故事出自《列子》。《列子》文本的字里行间表达了崇尚虚静思想，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也正是对《列子》文本中核心思想的充分注解：
首先，“愚公移山”故事象征了“道”的永恒性。联系其他篇章，从《列子》一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上分析即可看出，《列子》不但继承了《道德经》关于“恒道”的思想，而且从过程论的角度予以了发挥。《天瑞》篇在论及阴阳的时候分别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来指称天地化生的不同阶段。最后，作者又以“一”到“九”的数字象征大道循环往复的运动。而“愚公移山”故事中子子孙孙无穷尽的意象实际上可以看作大道永恒而生生不息精神的寄托。其次，故事表达了道家的“抱一”观念。这种观念起端于老子《道德经》，并且被《列子》、《庄子》等道家著作所继承和诠释。道家讲的“一”乃是基于“道”的整体性、永恒性、化生性而提出的重要概念，体现了哲学的高度抽象。《道德经》称“道生一”，又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引伸到社会人生方面，“抱一”即表现为行事持之以恒，具有坚定信念。愚公虽然年纪很大，但却坚信可以搬走两座大山，并且率领子孙挖山不止，以实际行动履行了道家的“抱一”精神。
张湛《列子注》之后，“愚公移山”的故事得到广泛流传，但更多时候这个故事已经脱离了《列子》引用这则故事的语境，不再是一个哲学命题的注脚，而成为可以随意解释的一个独立故事，当然这也立足于故事本身的可延展性和多元解释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该故事在文学、哲学、甚至是民间信仰中都得到了新的解读。
愚公何德，遂荷锸而移山；精卫何禽，欲衔石而塞海。（南北朝\庾信《拟连珠四十四首》之三八）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
唐·丘鸿渐在《愚公移山赋》里也提到了愚公形象，他说：止万物者艮，会万灵者人。艮为山以设险，人体道以通神。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议其利害也。昔太行耸峙，王屋作固。千岩纠纷，万仞回互。蓄冰霜而居夏凝结，联源流而飞泉积素。爰有谆谆愚叟，面兹林麓。怆彼居之湫隘，惩祁寒之惨毒。激老氏之志，且欲移山；当算亥之年，宁忧就木。
世人始知愚公之远大，未可测已；夸娥之神力，何其壮哉！傥若不收遗男之助，荷从智叟之辨。则居当困蒙，往必遇蹇，终为丈夫之浅。今者移山之功既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则愚公之道行。客有感而叹曰：事虽殊致，理或相假。多岐在於亡羊，齐物同於指马。我修词而忘倦，彼移山之不舍。吾亦安知夫无成与有成，谅归功於大冶。在这里，作者提出的愚公移山之人道与天道说。提出了“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的思想。移山之既成，在于“愚公之道行”，“体道以通神”，因而人天同心，最终获得有成。
人道大于天道，天地同心，人能感天，这是唐代人通过解读愚公移山而得到的哲学思想和精神。不论是究其“志气”、“自成”，还是“精诚之心”，都是持肯定、赞扬的态度来肯定愚公这个形象的。以此训寓后人。
传统的叙事寓意指遇上困难时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持之以恒，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经典的叙事手法，而且寓意深刻。
《愚公移山》，是一篇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寓言故事。它借愚公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有移山填海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毅力，说明了“愚公不愚，智叟不智”，只要不怕困难，坚持斗争，定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对人们有很大的启发。
文本中插入了愚公和智叟二人的对话，蕴含着寓言所特具的哲理，颇能发人深省。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智叟的“笑”，是对愚公移山不屑一顾的轻蔑情态；智叟的“止”，是对愚公移山不以为然而进行粗暴的干涉。这个自以为多智的老头子，在他的眼里，愚公能移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脱口而出，给愚公泼冷水。智叟讥笑愚公笨拙，所持理由与愚公的妻子相同，便两者态度迥异，一个是自视其高，加以阻挠，一个是提疑问，目的是为解决问题。
智叟，智于其表，愚在其中，因此愚公对智叟的冷嘲热讽，先报之以一声长叹，表示遗憾想不到智叟竟是这样的木然无知，接着，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出语尖锐犀利，毕露锋瓦。这段话含有很大的思想空量，阐述了“有限”和“无限”的朴素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表现了愚公迎难而上的精神。
智叟只看到愚公的“残年余力”及山高难以削平的一面，而看不到人类延续不断及山不会增高的一面，所以堪称“固不可彻”，比起愚公的目光来实是短浅。愚公藐视大山，敢于移山，知难而进，坚韧不拔，是因为他看到了人的作用，通过努力，事物是能够转化的。由此可见愚公形愚而实智。
文章篇末以移山取得了最后胜利，矛盾获得了解决，作为故事的结局，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由于古代生产力和自然科学不发达的缘故，往往幻想着能有超人力量来帮助人们移山填海，征服大自然，所以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写“操蛇之神”听说愚公要永不停息地挖山而害怕起来，将此事告诉了“天帝”，“帝感其诚”，就派遣了两个大力士把两座大山背走了。
这显然是神话，在客观理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却反映了当时人们有“人定胜天”的强烈愿望，和变革大自然的雄伟气魄，也反映了作者对作品中所阐述的哲理思想的坚信，以神话的形式给予了肯定。寄未来理想的实现于神话，寓哲理思想于想象，作者这样写，就是为了让人们在精神是得到鼓舞，在情绪上受到感染。
这则寓言在写作上，有两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第一，对比手法的运用相当成功。为了突出愚公“挖山水止”的精神，强调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哲理思想的正确，就以“子子孙孙无穷匮”与“山不加增”对比；为了表现移山时不畏艰险的气概，激励人们去掌握这一哲理思想，就以“年且九十”的愚公，“子孙荷担者三夫”的家庭，“始龀”的助手，与“方七百里，高万仞”的两座大山对比；为了说明愚公并不愚，智叟并不智，显示这一哲理思想所产生的威力，就以智叟的一开始的“笑而止之”与被驳后的“无以应”对比，等等，在对比中逐步完成了愚公艺术形象的塑造。
第二，故事情节的安排比较巧妙。全文篇幅短小，然而却写得曲折多姿，波澜起伏，加之行文紧凑，笔墨舒洒自如，令人读后兴味盎然。文章摆出了人和山的矛盾，写愚公“聚室而谋”，全家人纷纷表示赞成，接着就该是行动起来一起移山，谁知愚公之妻献疑，产生了波折，而所疑的都是移山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那人和山的矛盾也就不能解决。经过讨论，商量了办法，出现了移山劳动的盛况，接着就该是苦战不休，不料跳出来个智叟，形成了移山的阻碍，老愚公就和智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揭示出寓言所包含的哲理思想，这样既突显了愚公精神的可贵，同时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在一个仅有三百余字的简单的故事里，将较多的矛盾集中起来描写，能够收到戏剧性的艺术效果，否则顺流平坡地写下去，还不只是索然寡味，更重要的是所要强调的内容得不到强调，不能使主题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圆满地表达出来。一般地讲，从简单中见复杂，在情节安排上并不容易，因此处理得不好，就会使人感到复杂中仍然显得简单。《愚公移山》故事本身简单，但由于在情节的处理上没有平铺直叙，而是从矛盾相继出现的尖锐性上去显示复杂性，这样就增强了文章跌宕的气势，引人入胜。解决矛质，没有简单化，愚公说服其妻，不是以空话大话压服，而是靠众人拿出办法；驳倒智叟，不是泛泛顶撞，而是据理而言。愚公的“理”，非等闲之论，它是作品中哲理思想的精髓，字字如锤击出的火星，句句似脱了弦的利箭，都是性格化的语言，又都是有哲理思想深度的语言，。正是如此，理直才能气壮，理屈必然词穷，愚公驳得智叟哑口无言。两个人的辩论将故事情节推上了高潮，使寓言的寓意得到充分的展示。
杞人忧天
列子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
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
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
其人曰：“奈地坏何？”
晓之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跐蹈，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
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译文：
杞国有个人担忧天会崩塌，地会陷落，自己无处存身，便整天睡不好觉，吃不下饭。
又有一个为他的忧愁而担心的人，就去开导他，说：“天不过是积聚的气体罢了，没有哪个地方没有空气的。你一举一动，一呼一吸，整天都在天空里活动，怎么还担心天会塌下来呢？”
那个人说：“天如果是气体，日月星辰不就会坠落下来了吗？”
开导他的人说：“日月星辰也是空气中发光的东西，即使掉下来，也不会伤害什么。”
那个人又说：“那地陷了又怎么办呢？”
开导他的人说：“大地是土块堆积成的罢了，填满了四处，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土块的。 你行走跳跃，整天都在地上活动，怎么还担心会陷下去呢？”
经过这个人一解释，那个杞国人放下心来，很高兴；开导他的人也放了心，很高兴。
赏析：
《杞人忧天》是一则寓言，出自《列子·天瑞篇》。文章通过杞人忧天的故事，嘲笑了那种整天怀着毫无必要的担心和无穷无尽的忧愁，既自扰又扰人的庸人，告诉人们不要毫无根据地忧虑和担心。文章基本以对话构成，言简意赅，逻辑严谨，读来文气贯通，一气呵成。这是一则益智寓言，写了忧天者与忧人者两种人。作者并不以这两种人为然。
文章重要刻画了一个“杞国人”的形象，他头顶蓝天，却整天担心蓝天会崩塌下来，脚踏大地，却成天害怕大地会陷落下去，以致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还担心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会掉下来，惶惶不可终日。在别人耐心的开导下，他又放下心，高兴极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就浮现在读者的眼前了。
另外一个人物，开导杞人的热心人，他对天地星月的解释，是不科学的，只是代表了当时的认识水平，但他那种关心他人的精神，耐心开导的方法，还是值得肯定的。古代道家学者长庐子也并不赞成这个开导者关于天地无毁的说法，他认为一切事物既有成，就有毁。而列子认为，天地无论成毁对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道的本质在于虚静无为，人也应该以笃守虚静的处世态度，不必在不可知的事物上浪费心智。
这则寓言的客观意义是值得重视的，它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在宇宙形成理论上的成果，所谓“积气”、“积块”、“日月星宿亦积气中有光耀者”等见解，其辩证思维水平之高，是令人信服的。
这则寓言故事运用对话刻画人物，人物形象分明。故事短小，但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文章基本以对话构成，言简意赅，逻辑严谨，读来文气贯通。这则寓言也成为后世文人常用的典故，如李白有诗曰“杞国有人忧天倾”，即出于此。
杨布打狗
列子
杨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杨布怒，将扑之。杨朱曰：“子无扑矣，子亦犹是也。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岂能无怪哉？”
译文：
杨朱的弟弟叫杨布，他穿着件白色的衣服出门去了。天下起了雨，杨布便脱下白衣，穿着黑色的衣服回家。他家的狗没认出来是杨布，就迎上前冲他叫。杨布十分生气，准备打狗。这时杨朱说：“你不要打狗，如果换做是你，你也会是像它这样做的。假如刚才你的狗离开前是白色的而回来变成了黑色的，你怎么能不感到奇怪呢？”
赏析：
这个故事一方面说明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杨布出去时穿的是白色的衣服，下雨了，环境条件变化了，他换了黑色的衣服，杨布依旧是杨布。但是他家的狗却无视这些变化，冲着换了装的杨布狂吠。原来狗只忠实于那个穿白衣服的杨布，却不理穿黑衣服的杨布！杨布的狗只看衣服不看人，结果咬错了人。狗犯这样的错误并不可笑，人看问题，如果只注意表面现象，不抓住本质特征，同样会犯类似的低级错误。现实生活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变化了的事物，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另一方面，当别人因为表面现象误解自己的时候，不要头脑发热，动怒发火；而应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要学会换位思考，并理解别人。
多歧亡羊
列子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 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杨子戚然变容，不言者移时，不笑者竟日。门人怪之，请曰：“羊，贱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损言笑者，何哉？”杨子不答。门人不获所命。
弟子孟孙阳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与孟孙阳偕入，而问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齐鲁之间，同师而学，进仁义之道而归。其父曰：‘仁义之道若何？’伯曰：‘仁义使我爱身而后名。’仲曰：‘仁义使我杀身以成名。’叔曰：‘仁义使我身名并全。’彼三术相反， 而同出于儒。孰是孰非邪？”杨子曰：“人有滨河而居者，习于水，勇于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粮就学者成徒，而溺死者几半。本学泅，不学溺，而利害如此。若以为孰是孰非？”
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孙阳让之曰：“何吾子问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唯归同反一，为亡得丧。子长先生之门，习先生之道，而不达先生之况也，哀哉！”
译文：
杨子的邻居家丢失了一只羊。这位邻居已经带领了他的家属亲友等人去追寻，又来请求杨子的童仆帮忙去追寻。杨子问道：“嘻，丢了一只羊。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去追呢？”邻居回答说：“岔路太多了。”
追羊的人回来后，杨子问邻居：“找到羊了吗？”邻居回答说：“没有追到，还是让它跑掉了。”杨子问：“为什么会让它跑掉呢？”邻居回答说：“岔路之中又有岔路，我们不知道它到底从哪条路上跑了，所以只好回来了。”杨子听了，心里难过，改变了脸色，很长时间不说话，整天没有笑容。他的学生觉得奇怪，问他说：“羊是不值钱的牲口，又不是您自己的，而您却不说不笑，为什么呢？”杨子不回答，学生不知道杨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杨子的学生孟孙阳从杨子那里出来，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心都子。有一天，心都子和孟孙阳一同去谒见杨子，心都子问杨子说：“从前有兄弟三人，在齐国和鲁国一带求学，向同一位老师学习，把关于仁义的道理都学通了才回家。他们的父亲问他们说：‘仁义的道理是怎样的呢？’老大说：‘仁义使我爱惜自己的生命，而把名声放在生命之后’。老二说：‘仁义使我为了名声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老三说：‘仁义使我的生命和名声都能够保全。’这三兄弟的回答各不相同甚至是相反的，而同出自儒家，您认为他们三兄弟到底谁是正确谁是错误的呢？”杨子回答说：“有一个人住在河边上，他熟知水性，敢于泅渡，以划船摆渡为生，摆渡的赢利，可供一百口人生活。自带粮食向他学泅渡的人成群结队，这些人中溺水而死的几乎达到半数，他们本来是学泅水的，而不是来学溺死的，而获利与受害这样截然相反，你认为谁是正确谁是错误的呢？”
心都子听了杨子的话，默默地同孟孙阳一起走了出来。出来后，孟孙阳责备心都子说：“为什么你向老师提问这样迂回，老师又回答得这样怪僻呢，我越听越糊了。”心都子说：“大道因为岔路太多而丢失了羊，求学的人因为方法太多而丧失了生命。学的东西不是从根本上不相同，从根本上不一致，但结果却有这样大的差异。只有归到相同的根本上，回到一致的本质上，才会没有得失的感觉，而不迷失方向。你长期在老师的门下，是老师的大弟子，学习老师的学说，却不懂得老师说的譬喻的寓意，可悲呀！”
赏析：
列子这篇寓言在结构上很有特色，采取了寓言套寓言的复合寓言的方法。羊寓言故事本身从这个寓言引出另两个寓言，一个是心都子讲的三兄弟同学儒术领会却完全不同的寓言，另一个是心都子讲的众多人学泅水近半数人溺死的寓言，最后是心都子的评论。一些寓言选本，对这篇寓言往往只选它的前半部分即歧路亡羊寓言故事本身，而不选从这个故事引出的后两个寓言故事，更不选最后的心都子的评论。但这种节选的做法，并不是很妥当的。因为只从歧路亡羊故事本身，是不能直接领会到，至少是很难领会到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的。
让我们先来分析歧路亡羊故事本身。在这个故事中，杨子的邻居的羊逃跑了，已经有家属亲友等人去追寻，还觉得人不够，又来请求杨子的童仆帮助去追，结果还是没有追到。为什么呢？因为岔路太多，岔路中间又有岔路，不知道该从哪条岔路去追，所以这么多人去追，还是追不到。杨子对这事感触很深，很长时间不言不笑，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这样，杨子竟然没回答。
从整篇寓言看，当时杨子没有回答学生们的疑问，是因为杨子对歧路亡羊一事，感触很深，一时难以对学生们解释清楚，需要采取譬喻的形式，特别是寓言这种高级譬喻的形式，才能使学生们明确无误地领会到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寓意，这也就是杨子对歧路亡羊一事所引起的深刻的感受。
这篇寓言最后部分的心都子的一段话“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唯归同返一，为亡得丧。”表达了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大道以多歧亡羊”一句是对“歧路亡羊”故事本事的概括；“学者以多方丧生”既是对众多人学泅水近半数人溺死故事的概括，又是对三兄弟学儒术领会完全不同故事的概括（这里“丧生”的“生”字，不能够机械地只理解为“生命”，而还要理解为“性”字，当“本性”讲，“丧”生也应当作“丧失本性”。理解前一个故事和后两个故事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前一个“大道以多歧亡羊”故事是用以比喻“学者以多方丧生”的，意思是：求学的人经常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就会丧失本性，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只有抓住根本的东西、统一的本质的东西不放，才不会误入歧途。寓言中心都子的话“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曾被西晋人卢谌用为典故，写在他的《给司空刘琨书》中：“盖本同末异，杨失兴哀。”这两句话中“本同末异”是心都子的话“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的浓缩；“杨朱兴哀”是歧路亡羊故事本身中杨朱听说此事后心里难过，长时间不言不笑的心情概括，毫无疑问，这两句话是出自列子的这篇寓言。有的学者认为不是卢谌这两句话出自《列子》，而是伪作《列子》者，以卢谌的这两句话为素材，并根据这两句话伪造出歧路亡羊的寓言故事。乍一看，卢谌引用《列子》和伪作《列子》者根据卢谌的这两句话敷演成歧路亡羊寓言，两种可能都有。这两种可能互相矛盾。一种是真的，另一种就必定是假的，究竟哪一种是真的，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或当时古书已有比章（伪）作《列子》者用之也”，这是一种“想当然”“也许有”的说法，从古代的文献记载和传世文献看，歧路亡羊故事以及心都子的评论，均仅见于《列子》而不见于他书，如卢谌当时已有此事，也只能是《列子·说符》中记载了歧路亡羊故事和心都子的评论的这一章，但持《列子》伪书说者，却偏偏不甘心承认，说什么也许有别的古书有此章，伪作《列子》者引用了这个故事，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没有根据却硬要这样说，只不过是“遁辞知其所穷”罢了。
求学的人经常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就会丧失本性，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只有抓住根本的东西、统一的本质的东西不放，才不会误入歧途。
从这篇寓言，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领会到，不仅学习上要紧紧抓住根本的东西，一致的本质的东西，观察和处理一切事物都应该这样。客观事物错综复杂，干什么事情，都必须专一，不能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如果毫无主见，见到岔路就想另走，那就会歧路亡羊寓言所告诫的那样，到头来是会一无所获甚至会有丧失本性甚至丧失生命的危险的。
由这篇寓言凝炼而成的成语“歧路亡羊”、“多歧亡羊”，比喻因情况复杂多变或用心不专而迷失本性、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一无所成，后果严重。如明马中锡《中山狼传》中说：“然尝闻之，大道以多歧亡羊。”清初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指出：“而诸儒之言，故为纠纷，徒俾歧路亡羊……一字不审，则入迷津。”
告诉人们：在研究一门学问时，要把握方向，注重领会其实质，而不要被各种表象所迷惑。
伯牙善鼓琴
列子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
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
译文：
伯牙擅长弹琴，钟子期善于倾听。伯牙弹琴的时候，内心想着高山。钟子期赞叹道：“好啊，高耸的样子就像泰山！”伯牙内心想着流水。钟子期又喝彩道：“好啊！浩浩荡荡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凡是伯牙弹琴时心中所想的，钟子期都能够从琴声中听出来。
有一次，伯牙在泰山北面游玩，突然遇上暴雨，被困在岩石下面；心中悲伤，就取琴弹奏起来。起初他弹了表现连绵大雨的曲子，接着又奏出了表现高山崩坍的壮烈之音。每奏一曲，钟子期总是能悟透其中旨趣。伯牙便放下琴，长叹道：“好啊，好啊！你听懂了啊，弹琴时您心里想的和我想表达的一样。我到哪去隐匿自己的心声呢？”钟子期死了以后，伯牙认为世上再无知音，于是摔琴断弦，从此不再弹琴。
赏析：
伯牙擅长弹琴，钟子期善于倾听，伯牙的善奏因为有了子期的善听，才显得更有价值，其人生也才更具幸福的体验。
那么，什么才是好的知音呢？
真正的知音，不在身份、地位是否相当，而在于心灵是否相通。钟子期是伯牙好的知音，因为钟子期是俞伯牙真正的知音。文中有三例可以说明钟子期是好的听者。一是伯牙用琴音表达登高景象时，钟子期听到了“高耸的泰山”。二是伯牙用琴音演奏流水情境时，钟子期听到了“宽广的江河”。三是伯牙将“大雨琴曲”和“山崩的声响”藏于琴音中，钟子期也总能穷尽它的情趣。在三例的基础上，作者还用了两处概括，来阐释钟子期善听。一处是“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所想的，钟子期必定能领会的到。另一处是“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每有曲子弹奏，钟子期总能寻根究源它的情趣。当然，仅有作者叙述的事例和概括的表述，还不能最终说明钟子期善听，最能证明钟子期善听、能走进对方心灵深处的，还是伯牙自己的话。伯牙面对钟子期，放下琴感叹地说：“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好啊，好啊！你听琴时所想到的，就像我弹琴时所想到的。我让我的声音隐藏在何处才能逃过你的耳朵呢？”当一个人，善听另一个人，达到“犹吾心”的时候，他便真正走进了对方的心灵。
好的知音，要学会欣赏，学会表达自己的真诚赞美。如果钟子期仅仅是善听，并将自己的善听烂在肚子里，那么，钟子期也成不了伯牙好的知音。钟子期在善听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善言，善于将自己听到的和自己的欣赏表达出来，以让彼此间“心有戚戚焉”。钟子期在听伯牙“志在高山”的弹奏时，用“善哉，峨峨兮若泰山”表达赞美。在听伯牙“志在流水”演奏时，用“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表达欣赏。钟子期表达欣赏的句子，在表达上，都很有技巧。首先，从句式上看，钟子期每次都连用了两个感叹句，表达很强烈的真诚的赞美之情。其次，从方法上看，钟子期先用“善哉”来肯定伯牙演奏的好，再用“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来说明好在什么地方，演奏到达了什么效果。第三，从语言修辞上看，钟子期用了两个比喻句，很形象地说出了自己善听的结果，生动地表达了自己的欣赏。
善听，并善言，善于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欣赏，钟子期成为了伯牙的知音。因此，在另一个版本中有言，“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可见，钟子期是怎样一个重要的知音。
鲁迅先生在赠给瞿秋白的一幅对联中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是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伯牙因为有了钟子期，其高山流水的幸福之音至今仍在我们的耳畔回响。可是，在我们寻求知音的同时，是否需要考虑，我们更要懂得倾听并学会欣赏他人呢？
从伯牙的角度看，伯牙善鼓琴，这“善”体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伯牙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琴曲中，用琴声表达自己像高山一样屹立于天地之间的情操，以及像江河一样奔腾于山川之间的激情，琴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二是伯牙的琴声蕴天地之浩远、涵山水之灵韵，达到了“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
这篇文章重点在于表述两个“善”：“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但是以上的分析只是文字表面的意思，细细品味，文章还有着深刻的内涵。
“伯牙鼓琴，志在高山”，一个“志”字，就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志趣在高山，即看到高山，领会到了高山的情趣，并用琴音表达了这种情趣。二是指志向像高山，高山是心中志向的物化，形容操琴者志向高远，要不钟子期怎么能从乐曲中感受到“峨峨兮若泰山”呢？伯牙“志在流水”中的“志”亦同。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作者为何要先写“志在高山”，后写“志在流水”呢？先写“志在流水”不行吗？当然不行。因为“志在高山”表现的是操琴者的理想，“志在流水”表现的则是为了实现理想而付诸的一往无前、百折不饶的行动。朝着一个目标奔腾不息的江河，不正是这种行为的写照吗？“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这个“得”字，是钟子期从伯牙的琴声里获得操琴者的志趣抱负、情感愿望。
“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按说前面表现“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已经很充分了，但作者为什么又加了这么一段？我想这其中的道理是这样的：人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卒逢暴雨”，猝不及防地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或挫折。强者面对挫折虽“悲”，但不气馁，虽一时“止于岩下”，但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钟子期从《霖雨》之操和《崩山》之音中领会到了伯牙内心的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这其中的“趣”也正是伯牙这种信心。难怪伯牙感叹：“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这就是所谓的知音。
伯乐荐九方皋
列子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
伯乐对曰：“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弥辙，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与共担纆薪菜者，曰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
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骊。穆公不说。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
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
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译文：
秦穆公对伯乐说：“您年纪大了，您的家族中有没有可以派去寻找好马的呢？”
伯乐回答说：“般的好马可以从形体外表、筋肉骨架上观察出来。天下最好的马，好像没有标准可说，或无法捉摸。千里马跑得既快，还不扬起尘土，不留下车轮的痕迹。我的家族中都是些才智低下的人，可以告诉他们识别一般的良马的方法，不能告诉他们识别天下难得的好马的方法。有个曾经和我一起担柴打柴的叫九方皋的人，他观察识别天下难得的好马的本领不比我差，请求您接见他。”
秦穆公接见了九方皋，派他去寻找好马。过了三个月，九方皋回来报告说：“我已经在沙丘找到好马了。”秦穆公问道：“是匹什么样的马呢？”九方皋回答说：“是匹黄色的母马。”秦穆公派人去把那匹马牵来，一看，却是匹纯黑色的公马。秦穆公很不高兴，把伯乐找来对他说：“坏了！您所推荐的那个找好马的人，毛色公母都不知道，他怎么能懂得什么是好马，什么不是好马呢?”
伯乐长叹了一声，说道：“九方皋相马竟然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吗？这正是他胜过我千万倍乃至无数倍的地方！九方皋他所观察的是马的天赋的内在素质，深得它的精妙，而忘记了它的粗糙之处；明悉它的内部，而忘记了它的外表。九方皋只看见所需要看见的，看不见他所不需要看见的；只观察他所需要观察的，而遗漏了他所不需要观察的。像九方皋这样的相马，包含着比相马本身价值更高的道理！”
等到把那匹马牵回驯养使用，事实证明，它果然是一匹天下难得的好马。
赏析：
这个故事讲述了九方皋得到伯乐之荐而为秦穆公求马，他不重外在，而着重马的内神，因得良马。因他不辨毛色、雌雄，又出身民间，秦穆公对其专业性给予置疑，伯乐却对他充分肯定，并称他“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说他相马本领竟然高超到了这种程度，这也正是他为什么能超过自己的原因。
九方皋相马的故事，给我们做事带来的三点启示：
1、透过现象看本质。
九方皋相马看重内在精华，不求表面，注重它的本质，去掉它的现象，只注意那应该审察研究的方面，抛弃了那不必审察的方面。
九方皋相马的故事告诉我们，看问题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将获得的感性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样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这也是为什么九方皋可以成为著名的相马专家的原因。
要真正能够认识一件事物，必须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现象和本质两个方面。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本质从整体上规定事物的性质及其基本发展方向，现象从各个不同侧面表现本质；本质由事物内部矛盾构成，是比较单一、稳定、深刻的东西，靠思维才能把握；现象是丰富、多变、表面的东西，用感官即能感知。
作为一般人没有九方皋那样一眼看透本质的高超本领，但要学会在生活中慢慢去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一点点剥开现象，看到本质。而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盲目下结论。
2、专注才能更专业。
九方皋相马，“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件事物的特征有很多方面，我们在做事时，要学会抓住主要问题，把精力放在最重要的那些事情上。
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巴莱多提出“二八定律”，也叫“巴莱多定律”，他认为，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约20%，其余80%的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因此又称“二八法则”。
“二八法则”揭示了一个道理：一小部分原因、投入和努力，通常可以产生大部分结果、产出或收益。“二八法则”应用到个人做事的过程中，要学会抓住重点。一个时期只有一个重点，一次只做一件事情。首先解决主要问题，然后再解决次要问题，重点中还有重点。关注过多、过全面，只会让人分散注意力，最终事倍功半。
现代社会，我们每天接收的资讯越来越多，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学会抓住主要矛盾就显得更加重要。运用“二八定律”，抓住主要矛盾，不仅是一个做事的方法，更是一种综合的能力。掌握好这一能力，对我们做事将有很大的帮助。
3、目标专一，把问题简单化。
在一般人看来，相千里马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因为伯乐也说了：千里马的特征不稳定，若隐若现，若有若无，很难捉摸。而在九方皋看来，相千里马未必有那么难，因为他目标专一。他不关注一匹马是黑还是黄，也不关心是雌是雄，他的眼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这匹马是不是千里马，其它的全部忽略，所以，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
他把问题简单化，还表现在一心只做自己需要做的事，他不在乎自己如果把马的性别、颜色搞错，会不会被笑话、甚至会不会被处罚。也正是因此，伯乐才看到他相马境界之高，并感叹并自愧不如。
目标专一，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是提高做事技能的一个重要的策略。14世纪英格兰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威廉，提出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就是“把烦琐累赘一刀砍掉，让事情保持简单。”
“奥卡姆剃刀”原理问世以后，成就了一个又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如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等，都是在“削”去理论或客观事实上的累赘之后，才“剃”出了精炼得无法再精练的科学结论。
薛谭学讴
列子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
译文：
薛谭向秦青学习唱歌，还没有学完秦青的技艺，就自以为已经学完了，于是就告辞回去。秦青没有劝阻他，在城外大道旁用酒食设宴送行。秦青打着节拍，高声歌唱悲歌。高昂的歌声振动了林木，美妙的嗓音响彻了云霄。薛谭于是向秦青道歉，想要回来继续学习。从此以后，他至死也不敢再说要回去。
赏析：
这篇古文告诉人们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千万不可有成功就骄傲自满的心态，不要浅尝辄止的学习，学习必须虚心、持之以恒。犯错误不要紧，知错就改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因为有一点皮毛知识就骄傲自满，要努力刻苦地学习，超越自我。因为学海无涯，永远精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要虚心求教，要没有止尽地学下去。不能骄傲自大，要知错就改。
这个故事说明了学习必须虚心，持之以恒，不能骄傲自满。同时这里也给我们以启示：一方面可以说恰当的正面教育可收到很好的效果。道理是从实际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当反过来用它来指导学生实际时，就应具体化、形象化，教师的引导也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针对往往容易产生自满的同学，这样的导向往往能使其看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使其客观地评价自己和他人，让其真正懂得如何做到全面发展，进而激励他们锐意进取的可贵精神。
夸父追日
列子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
译文:
夸父不估量自己的力量，想要追逐太阳的影子。追到太阳隐没的隅谷的边上，口渴了想喝水，便跑到黄河与渭水边喝水，黄河、渭水不够喝，准备到北方大泽去喝。（夸父）还没有走到，就在路上因口渴而死了。他死前扔弃的手杖，浸润在他尸体的脂膏血肉之中，生长出一片桃林。桃树林绵延弥漫，方圆几千里。
不食盗食
列子
东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将有适也，而饿于道。狐父之盗曰丘，见而下壶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后能视，曰：“子何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盗耶？胡为而食我？吾义不食子之食也。”两手据地而欧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
译文：
东方有个人叫爰旌目的人，准备到别的地方去，但在半路上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狐父城一个叫做丘的强盗看见他倒在地上，就把自己壶里装的饭倒出来喂他。爰旌目吃了几口以后便睁开了眼睛，问：“你是干什么的？”强盗说：“我是狐父城任，名叫丘。”爰旌目说：“呀！你不是那强盗吗？为什么要喂我饭呢？我宁死也不吃你的饭。”于是两只手撑在地上呕吐，吐不出来，喀喀地咳了两声，便趴在地上死了。
关尹子教射
列子
列子学射，中矣。请于关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对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以报关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独射也，为国与身皆如之。故圣人不查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译文：
列子跟关尹子学习射箭，有一次，列子射中了靶心。去请教关尹子，说：“我学的差不多了吧”。关尹子说：“你知道你能射中靶心的原因吗？”列子回答说：“不知道” 。关尹子说：“不知道不能算是学会了”。列子回去再练习。过了三年，列子又来向关尹子求教。关尹子又问：“你知道你能射中靶心的原因吗”？列子说：“知道了”。关尹子说：“现在可以了。掌握住之所以能射中的规律，严格要求自己，就能每发必中。不但是射箭，治理国家以及自我修养，都要像这个样子。所以圣人不关心结果，而注重清楚的了解整个过程。”
疑邻窃斧
列子
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也。
俄而抇于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
其邻之子非变也，已则变矣；变也者无他，有所尤也。
译文：
从前有个人，丢失了一把斧子。他怀疑是邻居家的儿子偷去了，观察那人走路的样子，像是偷斧子的；看那人的神色表情，也像是偷斧子的；听他的言谈话语，更像是偷斧子的，那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像偷斧子的。
不久之后，丢斧子的人在山谷里掘出了那把斧子，再留心察看邻居家的儿子，就觉得他无论是神态还动作都不像偷斧子的了。
变的不是邻居的儿子，而是自己的心态。变的原因也没有其他，是被偏见所蒙蔽。
韩娥善歌
列子
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乞食。既去，而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长歌。十里老幼喜跃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发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仿娥之遗声。
译文：
以前韩娥向东到齐国去，缺乏粮食。经过齐国城门雍门时，卖唱求取食物。韩娥已经离开，但余音还在城门中缭绕，三日不断，听过她唱歌的人都认为她还没有离开。韩娥来到旅店，旅店的人侮辱她。韩娥为此伤心至极，禁不住拖着长音痛哭不已。她那哭声弥漫开去，竟使得整个乡里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幼都为之动容，大家泪眼相向，愁眉不展，人人都难过得三天吃不下饭。后来，韩娥难以安身，便离开了这家旅店。人们发现之后，急急忙忙分头去追赶她，将她请回来，再为劳苦大众纵情高歌一曲。韩娥的热情演唱，又引得十里之内的老人和小孩个个欢呼雀跃，鼓掌助兴，大家忘情地沉浸在欢乐之中，将以往的许多人生悲苦都一扫而光。于是就送给她丰厚的财物。所以齐国雍门附近的人们，到现在还善于欢歌，痛哭，是由于仿效韩娥传留下来的声音的缘故。
五蠹
韩非子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故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在上古时代，人口稀少，鸟兽众多，人民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这时候出现了—位圣人，他发明在树上搭窝棚的办法，用来避免遭到各种伤害；人们因此很爱戴他，推举他来治理天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的是野生的瓜果和蚌蛤，腥臊腐臭，伤害肠胃，许多人得了疾病。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位圣人，他发明钻木取火的方法烧烤食物，除掉腥臊臭味；人们因而很爱戴他，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为隧人氏。到了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鲧和他的儿子禹先后负责疏通河道，排洪治灾。近古时代，夏桀和殷纣的统治残暴昏乱，于是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到了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搭窝棚居住和钻木取火的办法生活，那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到了殷周时代，还有人要把挖河排洪作为要务的话，那就一定会被商汤、武王所耻笑。既然如此，那么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禹、汤、武王的政治并加以实行的人，定然要被现代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有个宋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了脖子死了。从此这个农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自己倒成了宋国的一个笑话。现在假使还要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那就无疑属于守株待兔之类的人了。
在古代，男人不用耕种，野生的果实足够吃的；妇女不用纺织，禽兽的皮足够穿的。不用费力而供养充足。人口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们之间用不着争夺。因而不实行厚赏，不实行重罚，而民众自然安定无事。现在人们养有五个儿子并不算多，每个儿子又各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有死就会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口多了，而财物缺乏；费尽力气劳动，还是不够吃用。所以民众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不断地惩罚。结果仍然免不了要发生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是没经修整的茅草房，连栋木椽子都不曾刨光；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坏小鹿皮，夏天穿着麻布衣。就是现在看门奴仆的生活，也不比这差。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锹锄带领人们干活，累得大腿消瘦，小腿上的汗毛都磨没了，就是奴隶们的劳役也不比这苦。这样说来，古代把天子的位置让给别人，不过是逃避看门奴仆般的供养，摆脱奴隶样的繁重苦劳罢了；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也并不值得赞美。如今的县令，一旦死了，他的子孙世世代代总有高车大马，所以人们都很看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可以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官；原因即在其间实际利益的大小很不—样。居住在山上要到谷底打水的人，逢年过节用水作为礼品互相赠送；居住在洼地饱受水涝灾害的人，却要雇人来挖渠排水。所以在荒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就连自己的幼弟来了也不肯管饭；在好年成的收获季节，即使是疏远的过客也总要招待吃喝。不是有意疏远自己的骨肉而偏爱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存粮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并不是因为仁义，而是由于财多；今人互相争夺，并不是因为卑鄙，而是由于财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的职位，并不是什么风格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很小；今人争夺官位或依附权势，也不是什么品德低下，而是因为权大势重。所以圣人要衡量财物多少、权势大小的实况制定政策。刑罚轻并不是仁慈，刑罚重并不是残暴，适合社会状况行动就是了。因此，政事要根据时代变化，措施要针对社会事务。
古代周文王地处丰、镐一带，方圆不过百里，他施行仁义的政策感化了西戎。进而统治了天下。徐偃王统治着汉水东面的地方，方圆有五百里，他也施行仁义的政策，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文王害怕徐国会危害到自己，便出兵伐徐灭了徐国。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得了天下，而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了国；这证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了，政事就会随之不同。在舜当政的时候，苗族不驯服，禹主张用武力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行德教还不够深就动用武力，不合乎道理。”于是便用三年时间加强德教，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族终于归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会被敌人击中，销甲不坚固的便会伤及身体；这表明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的德政方法只能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跟着改变。上古时候人们在道德上竞争高下，中古时候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当今社会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人说：“你的话说得不是不巧妙，然而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这套空话。”于是出兵攻打鲁国，把齐国的国界推进到距鲁国都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所以说徐偃王施行仁义而徐亡了国，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失了地。由此说来，仁义道德、机智善辩之类，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正道。如果当初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巧辩，而是依靠徐、鲁两国的实力，去抵抗有万辆兵车的强敌，那么齐、楚的野心也就不会在这两个国家里得逞了。
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这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害。现在，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先王，说他们博爱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爱子女一样。用什么证明先王如此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的时候，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一样，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论开去，就不会存在父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从人类本性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却未必就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乱呢？何况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何以就能靠仁爱治理好呢？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之流泪；这不过是用来表现仁爱罢了，却并非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不得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
况且人们一向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赞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服从的。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要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要讲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现在的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而致力于宣扬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样，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这在事实上是肯定办不到的。
现在假定有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父母对他发怒，他并不悔改；乡邻们加以责备，他无动于衷；师长教训他，他也不改变。拿了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师长的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却始终不受感动，丝毫不肯改邪归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执行公务，而搜捕坏人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掉旧习，变易恶行。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的缘故。因此，七丈高的城墙，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千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坡度平缓。所以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十几尺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跃也不会伸手去拿。不一定受害的时候，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定要严格执行刑罚。因此，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兑，使人们有所贪图；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使人们有所畏惧；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固定，使人们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轻易赦免，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予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这样一来，不管贤还是不贤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
现在却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有功劳才授予他爵位的，却又鄙视他做官；因为他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肯为公干事才疏远他，却又推祟他不羡慕世俗名利；因为他违犯禁令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勇敢。是毁是誉，是赏是罚。执行起来竞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现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他反击的人，被认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随着去报仇的人，被认为是忠贞。这种正直和忠贞的风气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却被冒犯了。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正直的品行，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所以人们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对于不从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说他有本事；对于没有军功就获得官爵的人，说他有才能。这种本事和才能养成了，就会导致国家兵力衰弱、土地荒芜了。君主赞赏这种本事和才能，却忘却兵弱地荒的祸害；结果谋私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要落空。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因此，那些施行宣扬仁义的人，不是应当称誉的人，称誉他们会妨害耕战之事；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揭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土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了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从弄懂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十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欣赏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让劳动人民去做农耕之事；让勇士们全部到军队中去服务。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王天下的资本，又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木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公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天下，提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旺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不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民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用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灾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衡，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衡亡了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土地吧，好处不多。而进攻这个国家吧，伤亡很大。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自我拖累在坚城之下，从而促使强敌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内政建设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那些国君的近臣，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赏析：
本文主要论述了法治应当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一观点，认为实际的权势比形式的仁义更有效力，反对政治上顽固守旧。
作者首先通过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而产生的不同办法来说明“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其目的在于批驳儒家学者“法先王”的保守主张，作为其改革的理论依据。还用了举例论证法和分析论证法列出上古有巢氏、燧人氏因发明创造之功而被推举为王，中古之世大禹因治水之功而被推举为王，近古之世汤、武因征伐桀、纣之功而称王这样的历史事实，论证出“为新圣笑矣”的原因和结果，这就推论出当代的“新圣”改革的必要性，从而得出本段的论点：“不期修古”。然后用比喻论证法加以论证。
作者还从经济方面分析古今之不同。他在文中提出了人口发展的问题，再举出两个例子对比证明古代天子是为了躲避“监门之养”和“臣虏之劳”;今天的县令之所以不让其位是因为可以使“子孙累世絜驾”。又说古人轻视财物，不是因为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人们的争夺，不是因为小气，只是因为财物太少。以此证明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做，不是品德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而是因为权势太重。
接着，作者列举了历史故事并加以论证。为论证论点“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他举出“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国”的事例，正反对比，说明“世异则事异”。又列举另一个历史故事加以论证：“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得出结论“事异则备变”。
最后，作者总结：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纵横家们、游侠刺客、逃避兵役的人、工商业者这五种人，他们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因此，作者的重点在于“当今争于力气”。这是法家的重要主张，即重视耕、战，加强国力，以武力征服天下。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作者对于儒家思想采取了一概排斥的态度，未免失之偏颇。儒家思想也有好的地方，要不然，它也不会在中国两千多年里都一直处于思想的统治地位。作者看到了法治与儒家伦理道德之间出现的矛盾，这是对的。但是作者却不懂得吸收百家之言的合理因素，协调“法”与社会普遍意识的关系，而对法家以外的意识，一律加以排斥，这一个很片面的观念。还有一点，就是作者对工、商之民的错误认识。他认为这两种人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实在是一种片面而偏激的看法。在他所处的时代，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获得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使得工商之民活跃于历史舞台上，这是人类社会向更文明时代前进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但是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对工商之民持以完全否定态度，这是很错误的。
本文的写作特色是作者善于从对客观事物的具体分析中得出结论。他的议论分析具体，论证充分。为了阐述一个观点，他用了大量的论据，并做了具体的描述和分析。例如对上古的社会情况，对尧和禹的生活的艰辛等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评述。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采用设喻取譬的方法，这不仅可以阐明观点，还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
卞和泣玉
韩非子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为和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之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译文：
楚国有个名叫卞和的人，从楚山中得到一块含有美玉的璞石，就把它献给了楚厉王。厉王命令玉匠鉴别。玉匠一看就说：“这只是一块石头。”厉王大怒，认为卞和是有意欺骗他，于是就下令砍去了卞和的左脚。等到厉王死去，武王登位后，卞和又把那块璞石献给了武王。武王又让玉匠鉴别，玉匠又说：“ 这只是一块石头。”武王也认为卞和是有意欺骗他，于是下令砍去了他的右脚。而后，武王驾崩，文王登位。卞和竟然捧着那块璞石，在楚山脚下一连痛哭了三天三夜 ，眼泪流尽，血也哭了出来。文王听说了这件事后，就派人前去调查原因，那人问他说：“天下被砍去脚的人很多，为什么只有你哭得如此悲伤呢?”卞和回答说：“我并非因为失去双脚而感到悲伤，而是痛心世人将宝玉看作石头，把忠诚的人称为骗子，这才是我感到悲伤的原因啊！”文王听到回报，便叫玉匠去雕琢那块璞石，果然从那块璞石中得到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于是命名这块美玉为“和氏璧”。
老马识途
韩非子
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
译文：
管仲、隰朋跟随齐桓公去讨伐孤竹国，春季出征，冬季返回，迷失了道路。管仲说：“我们可以利用老马的才智寻找道路。”就放开老马让它在前边行走，大家都跟随在后，最终找到了回去的路。
欲速则不达
韩非子
齐景公游少海，传骑从中来谒曰：“婴疾甚，且死，恐公后之。”景公遽起，传骑又至。景公曰：“趋驾烦且之乘，使驺子韩枢御之。”行数百步，以驺为不疾，夺辔代之御；可数百步，以马为不进，尽释车而走。
译文：
齐景公在渤海边游玩，驿使从国都跑来进见说：“晏婴病得很重，快要死了，恐怕您赶不上见他了。”景公急忙起身，又有驿使到达。景公说：“赶快驾上烦且拉的车，叫马车官韩枢驾车。”车才跑了几百步，景公认为韩枢赶得不快，夺过缰绳，代他驾车；车又往前行了几百步路，景公认为马不往前奔，就干脆丢下车子，自己向前奔跑。
滥竽充数
韩非子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译文：
齐宣王让人吹竽，一定要三百人的合奏。南郭处士请求给齐宣王吹竽，宣王对此感到很高兴，拿数百人的粮食供养他。齐宣王去世后，齐湣王继承王位，他喜欢听一个一个的演奏，南郭处士听后便逃走了。
烛邹亡鸟
晏子
景公好弋，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诏吏欲杀之。晏子曰： “烛邹有罪三，请数之以其罪而杀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数之公前，曰：“烛邹！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罪二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 ，是罪三也。数烛邹罪已毕，请杀之 。”公曰：“勿杀，寡人闻命矣。”
译文：
齐景公喜欢捕鸟，命令烛邹管理鸟，但是（烛邹）让鸟逃跑了。齐景公十分生气，下令让官员杀掉他。晏子说：“烛邹有三条罪状，请让我列数他的罪状然后按照罪名杀他。”齐景公说：“可以。” 于是召见烛邹，在齐景公面前列数他的罪行，说：“烛邹！你替我们君主看管鸟，却让鸟逃跑了，这是第一条罪行；你使我们君王为了一只鸟就要杀人，这是第二条罪行；你让诸侯知道这件事，认为我们的君王事看重鸟而轻视手下之人，这是第三条罪行。烛邹的罪已经列举结束，请杀死烛邹。”景公说：“不用处死了，寡人听从先生的教导。”
挂牛头卖马肉
晏子
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效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晏子见，公问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饰，裂断其衣带，相而望不止者，何也？”
晏子对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
公曰：“善。”使内勿服，不逾月，而国人莫之服也。
译文：
齐灵公喜欢内宫的女子穿扮男人服饰，于是都城的女子都效仿穿上了男人服饰。齐灵公派官吏禁止她们，并且指出：“如果有穿扮男人服饰的女子，就撕破她的衣服，扯断她的衣带。”一时间国内被撕破衣服，扯断衣带的到处都是，但还是不能禁止。晏子觐见时，齐灵公问道：“我派出官吏禁止女子穿扮男人服饰，被撕衣服，扯断衣带的到处都是，可还是不能制止。这究竟是为什么？”
晏子回答说：“您让宫内女子这样穿，但却在宫外禁止它，就如同在门口悬挂着牛头，但在里面卖着马肉。您为什么不让宫内的女子不这样穿，那么宫外没有人敢这样穿了。”
齐灵公说：“你说得好。”（齐灵公）下令宫内女子不能穿扮男人服饰，没过一个月，全国就没有女子穿扮男人服饰了。
南橘北枳
晏子
晏子将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
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
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
王笑曰：“ 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译文：
晏子将要出使楚国，楚王听说这个消息，对身边的人说：“晏婴是齐国善于辞令的人，如今他将要来访，我想羞辱他一番，用什么办法好呢？”身边的人回答说：“等他来的时候，请让我们捆绑一个人，从大王面前走过，大王就说：‘这是什么人啊?’我们回答说：‘是齐国人。’大王说：‘他犯了何罪？’我们就回答：‘犯了偷盗罪。’”
晏子到达了楚国，楚王为晏子设宴接风洗尘。酒喝得正畅快的时候，两个官吏捆绑着一个人来到楚王面前，楚王问道：“捆绑着的是什么人啊？”官吏说:“是齐国人，犯了偷盗罪。”楚王看着晏子说:“齐国人向来就善于偷盗吗?
晏子离开坐席恭敬地回答说:“我听说，橘子生长在淮南就是橘子，生长在淮北就是枳，外形上叶子相似，但实际上它们的果实味道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由于水土不同啊。如今这个人生长在齐国不会偷盗，到了楚国就偷盗，该不是楚国的水土使得百姓善于偷盗吧?”
楚王笑着说：“圣人是不可同他开玩笑的，寡人反而自讨没趣了。”
去私
吕不韦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黄帝言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墨者有巨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尊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
庖人调和而弗敢食，故可以为庖。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则不可以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
译文：
天的覆盖没有偏私，地的承载没有偏私。日月照耀四方没有偏私，四季的运行没有偏私。它们各自施行它们的恩德，所以万物才得以生长。黄帝说：“音乐禁止过分，色彩禁止过分，衣服禁止过分，香气禁止过分，饮食禁止过分，宫室禁止过分。”尧有十个儿子，但是不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却传给了舜；舜有九个儿子，但不传位给他的儿子却传给了禹。他们最公正了。
晋平公向祁黄羊询问道：“南阳没有县令，谁可以担当这个职务呢？”祁黄羊回答说：“解狐可以。”平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回答说：“您是问可以不可以，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平公说：“说得好。”于是任用了解狐，国人都对此说好。过了一段时间，平公又问祁黄羊说：“国家没有尉，谁可以担当这个职位？”祁黄羊回答道：“祁午可以。”平公说：“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说：“您是问可以不可以，没有问谁是我的儿子。”平公说：“说得好。”于是又任用了祁午，国人对此说好。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道：“祁黄羊的说法好！推举外人不避开仇人，推举家里人不避开儿子。祁黄羊可以说是最公正的了。”
墨家有个大师腹纯，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对他说：“先生年纪已大，又没有其他儿子了。我已经下令有关官员，不杀您的儿子，先生在这件事上就听我的吧。”腹纯回答说：“墨家的法规说：‘杀人的处死，伤人的给予刑罚。’这是用来制止杀伤人命的。禁止杀伤人命，这是天下的大道义。大王您虽然给予宽恕，下令有关官员不杀他，我腹解不可以不奉行墨家的法度。”腹纯没答应惠王，于是处死了他的儿子。儿子是人们偏爱的，忍痛割爱而奉行天下的大道义，这位大师可以说是公正的人。
厨师调制饮食但不敢自己吃，所以才可以做厨师。如果是厨师烹调食物却自己吃了，就不能用他当厨师了。当王、伯的人也是这样，诛杀残暴的人但不私吞他们的财产，而是将其分封给天下的贤人，所以才可以当王、伯；如果是当王、伯的人诛杀残暴的人而去私占他们的财产，那也就不能当王、伯了。
赏析：
私的本字作“厶”，《韩非子·五蠢》说：“古者苍领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说文》引作“自营为厶”。可知私就是为自己打算，包括私利、私欲、私心、私念。去私就是要去掉一切私心私念，摒弃一切谋取私利、满足私欲的行为，而要求事事“出以公心”。题目“去私’就是全文的中心论点。与《吕氏春秋》其他篇相似，文章着重通过各种推理形式对中心论点加以论证。
第一层，以天地无私立论，说天并不只覆盖一方，地并不只负载一角，日月并不只照临一地，四季并不只运行一处，而是普遍地进行着，因而万物得以成长。这反映了道家的思想。庄子说：“天地虽大，其化均也。”（《天地》）又说；“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天道》）这也就是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意思。
第二层引黄帝之言和举尧舜之行，证明古代圣君皆“至公”。黄帝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但先秦古籍所称黄帝之言，大都为后人依托，以表达某种思想和主张。这里所说的声、色、衣、香、味、室皆“禁重”，意在说明古代圣君并不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享受。尧舜禅让之说原是对古代部落联盟酋长选举制度的美化、理想化，这里称赞他们的传贤不传子，也只是为了说明国君不应把天下看作是一己一家之私产。
第三层，列举两件历史事实，说明人臣为人处世都应出以公心。一是祁黄羊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一是墨者巨子腹醇的大义灭亲。前者是不计个人恩怨，不顾他人毁誉，一心为国君效忠于后者是不讲个人私情，坚决行墨者之法。作者在叙述这两件事时都穿插了君臣的对话，并采用对比和映衬的手法，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此外，作者还用了“极而言之”的突出强调的手法，说举荐贤才，哪怕仇家或亲子都不避；说严厉执法，哪怕自己的儿于犯了杀人罪也要诛杀，都是在最高层次上来夸张他们的“公心”；两件事叙述之后又加以议论，有叙有议，更能增加文章的说服力。前者引孔子之言，后者为作者的直接发论，同为议论而以不同形式出现，说明作者力求避免文章板滞而注意有所变化。
第四层，以厨师调和而不敢食，说明王伯之君当诛暴而不私。这里用的是类比推理的形式，前者为宾，后者为主，使文章落实到王伯之业上，说明王伯之君不应把天下当作一己之私产，而应将天下与人共之，“以封天下之贤者”。
这篇文章所选的故事比较典型，记述具体，重点突出，引事说理，说服力强。《吕氏春秋》的作者鼓吹分封，从反对帝王将天下视为一己一家之私产，任意挥霍享乐这一点来说，它具有积极的意义。
掩耳盗铃
吕不韦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锤毁之，钟况然有声。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
译文：
范氏逃亡的时候，有老百姓得到一口钟，想把它背走。但是，这口钟太大了，不好背，他就打算用锤子砸碎以后再背。谁知，刚砸了一下，那口钟就“咣”地发出了很大的响声。他生怕别人听到钟声，来把钟夺走了，就急忙把自己的两只耳朵紧紧捂住继续敲。厌恶(恐怕)别人听到，可以；但怕自己听到，就很荒谬了。
赏析：
钟的响声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掩不掩耳朵，它总是要响的。凡是要客观存在的东西，都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有的人对不喜欢的客观存在，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以为如此，客观就不存在了，这和“掩耳盗铃”一样，都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的表现。
宣王好射
吕不韦
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己能用强弓也。其实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试之，中关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悦之，宣王之情，所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九石。岂不悲哉？三石实也，九石名也。宣王说其名而丧其实。
译文：
齐宣王爱好射箭，喜欢别人夸耀他能够拉开强弓，但其实他使的弓只用三石的力气就能够拉开了。 他把这张弓交给左右的人传看。身边的人都试着拉，但只把弓拉到一半，就装着拉不动的样子，恭维地说：“这张弓没有九石的力气拉不开。除了大王以外，谁还能够使用这张弓呢？” 齐宣王听了非常高兴。其实，齐宣王使用的弓不过三百多斤，可是他却一辈子以为自己能拉一千多斤的弓。这难道不是悲哀吗？三百多斤是真实的，一千多斤是徒有其名，齐宣王喜欢的是徒有虚名，却失去了真实的水平。
谏逐客书
李斯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太山 一作：泰山)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译文：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私下里认为是错误的。
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侍奉秦国，当初建立的功业一直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蚕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如今陛下罗致昆山的美玉，宫中有随侯之珠，和氏之璧，衣饰上缀着光如明月的宝珠，身上佩带着太阿宝剑，乘坐的是名贵的千里马，树立的是以翠凤羽毛为饰的旗子，陈设的是蒙着灵鼍之皮的好鼓。这些宝贵之物，没有一种是秦国产的，而陛下却很喜欢它们，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一定要是秦国出产的才许可采用，那么这种夜光宝玉，决不会成为宫廷的装饰；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也不会成为陛下的玩好之物；郑、卫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也不会填满陛下的后宫；北方的名骥良马，决不会充实到陛下的马房；江南的金锡不会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会作为彩饰的颜料。用以装饰后宫、广充侍妾、爽心快意、悦人耳目的所有这些都要是秦国生长、生产的然后才可用的话，那么点缀有珠宝的簪子，耳上的玉坠，丝织的衣服，锦绣的装饰，就都不会进献到陛下面前；那些闲雅变化而能随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丽，也不会立于陛下的身旁。敲击瓮、缶来奏乐，弹着琴筝、 拍打大腿以应和节拍、呜呜呀呀地高唱着来使耳朵痛快，这才是真正的秦国音乐；那郑、卫桑间的歌声，《韶虞》《武象》等乐曲，可算是外国的音乐了。如今陛下却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瓦器的音乐，而取用郑、卫淫靡悦耳之音，不要秦筝而要《韶虞》，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外国音乐可以快意，可以满足耳目功能的需要么？可陛下对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国的就要离开，凡是客卿都要驱逐。这样做就说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声色方面；而所轻视的，却是人民大众。这不是能用来驾驭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啊！
我听说田地广就粮食多，国家大就人口众，武器精良将士就骁勇。因此，泰山不拒绝泥土，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江河湖海不舍弃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邃；有志建立王业的人不嫌弃民众，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因此，土地不分东西南北，百姓不论异国它邦，那样便会一年四季富裕美好，天地鬼神降赐福运，这就是五帝、三王无可匹敌的缘故。抛弃百姓使之去帮助敌国，拒绝宾客使之去侍奉诸侯，使天下的贤士退却而不敢西进，停止脚步不进入秦国，这就叫做“借武器给敌寇，送粮食给盗贼”啊。
物品中不出产在秦国，而宝贵的却很多；贤士中不出生于秦，愿意效忠的很多。如今驱逐宾客来资助敌国，减损百姓来充实对手，内部自己造成空虚而外部在诸侯中构筑怨恨，那要谋求国家没有危难，是不可能的啊。
赏析：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
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狱中上书
李斯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饬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剋画，平斗斛、变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王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
译文：
我担任丞相治理百姓，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我来秦国时，正赶上秦国领土狭小的时候。先王的时候，秦国的土地不过千里，士兵不过数十万。我用尽了自己微薄的才能，小心谨慎地执行法令，暗中派遣足智多谋的人，使他们带着金玉等财物，到各国游说，暗中准备武装，整顿政治和教化，任用英勇善战的人为官，提高功臣的社会地位，给他们很高的爵位和俸禄，所以终于威胁韩国，削弱魏国，击败了燕国，赵国，削平了齐国、楚国，终于吞并六国，俘获了他们的君王，拥立秦王为天子。这是我的第一条罪状。秦国的疆域并不是不广阔，而是还要在北方驱逐胡人，貉人，在南方平定百越，以显示秦国的强大。这是我的第二条罪状。尊重大臣，提高他们的爵位，用以巩固他们同秦王的亲密关系。这是我的第三条罪状。建立社稷，修建宗庙，以显示主上的贤明。这是我的第四条罪状。更改尺度衡器上所刻的标志，统一度量衡和文字，颁布天下，以树立秦朝的威名。这是我的第五条罪状。修筑驰道，兴建游观之所，以显示主上志满意得。这是我的第六条罪状。减轻刑罚，减少税收，达成君主得到百姓拥护的意愿，使万民都拥戴皇帝，至死都不忘记皇帝的恩德。这是我的第七条罪状。像我李斯这样作臣子的，所犯罪状足以处死，本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希望我竭尽所能，才得以活到如今，希望陛下明察！
赏析：
这封文书是一封充满冤郁与血泪的自白书，李斯以反语从七个方面陈述了其跟随秦始皇之后创立的功业，如辅助秦王兼并六国、扩大秦国疆土、辅助秦王巩固政权、提升大臣地位而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和文字、修筑驰道、减轻刑罚。不凡的政绩，却反语陈述，其全部的用意在于藉此表明对秦王朝的耿耿忠心，决无谋反之意，使秦二世明辨是非与忠奸，为自己昭雪冤曲，脱去缧绁之绊。其中有作者自负能言菩辩、建立丰功伟绩的信心，也有一种清白无污、心胸坦荡的气概，冤屈之情、愤激之态更是溢于言表。
全篇要言不繁，措词委婉，文词简约而有力，意丰而理足，虽有溢美，但到底离事实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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