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志令
曹操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后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
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译文：
我被举为孝廉时，年纪很轻，自以为不是那种隐居深山而有名望的人士，担心被天下人看作是平庸无能之辈，所以想当一个郡的太守，把政治和教化搞好，来建立自己的名誉，让世上的人都清楚地了解我。所以我在济南任国相时，开始革除弊政，公正地选拔、推荐官吏，这就触犯了那些朝廷的权贵。因而被豪强权贵所恨，我恐怕给家族招来灾祸，所以托病还乡了。
辞官之后，年纪还轻，回头看看与我同年被荐举的人当中，有的年纪已五十多岁了，还没有被人称作年老。自己内心盘算，从现在起，往后再过二十年，等到天下安定太平了，我才跟同岁中那些刚被举为孝廉的人相等罢了。所以返回家乡，整年不出，在谯县东面五十里的地方建了一学社，打算在秋夏读书，冬春打猎，只希望得到一点瘠薄的土地，想老于荒野、不被人知，断绝和宾客交往的念头。但是这个愿望没有能实现。
后来我被征召做了都尉，又调任典军校尉，心里就又想为国家讨贼立功了。希望得到封侯，当个征西将军，死后在墓碑上题字说：“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我当时的志向。然而遇上董卓犯上叛乱，各地纷纷起兵讨伐。这时我完全可以招集更多的兵马，然而我却常常裁减，不愿扩充；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兵多了意气骄盛，要与强敌抗争，就可能重新引起祸端。所以汴水之战时，我部下只有几千人，后到扬州再去招募，也仍不过三千人，这是因为我本来的志向就很有限。
后来我担任兖州刺史，击败了黄巾农民军，收编了三十多万人。再有袁术在九江盗用皇帝称号，部下都向他称臣，改称城门为建号门。衣冠服饰都按照皇帝的制度，两个老婆预先抢着当皇后。计划已定，有人劝说袁术立即登基，向天下人公开宣布。袁术回答说：“曹公尚在，还不能这样做。”此后我出兵讨伐，擒拿了他的四员大将，抓获了大量部属，致使袁术势穷力尽，瓦解崩溃，最后得病而死。待到袁绍占据黄河以北，兵势强盛，我估计自己的力量，实在不能和他匹敌；但想到我这是为国献身，为正义而牺牲，这样也足以留名后世。幸而打败了袁绍，还斩了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刘表自以为是皇室的同族，包藏奸心，忽进忽退，观察形势，占据荆州，我又平息了他，才使天下太平。自己当上了宰相，作为一个臣子已经显贵到极点，已经超过我原来的愿望了。
今天我说这些，好像很自大，实是想消除人们的非议，所以才无所隐讳罢了。假使国家没有我，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霸呢！可能有的人看到我的势力强大，又生性不相信天命之事，恐怕会私下议论，说我有夺取帝位的野心，这种胡乱猜测，常使我心中不得安宁。齐桓公、晋文公所以名声被传颂至今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兵势强大，仍能够尊重周朝天子啊。《论语》说：“周文王虽已取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能尊奉殷王朝，他的道德可说是最崇高的了。”因为他能以强大的诸侯来侍奉弱小的天子啊。从前燕国的乐毅投奔赵国，赵王想与他图谋攻打燕国。乐毅跪伏在地上哭泣，回答说：“我侍奉燕昭王，就像侍奉大王您，我如果获罪，被放逐到别国，直到死了为止，也不会忍心谋害赵国的普通百姓，何况是燕国的后代呢？”秦二世胡亥要杀蒙恬的时候，蒙恬说：“从我的祖父、父亲到我，长期受到秦国的信用，已经三代了。现在我领兵三十多万，按势力足够可以背叛朝廷，但是我自知就是死也要恪守君臣之义的原因，是不敢辱没先辈的教诲，而忘记先王的恩德啊。”我每次阅读有关这两个人的书，没有不感动得悲伤流泪的。从我的祖父、父亲直到我，都是担任皇帝的亲信和重臣，可以说是被信任的，到了曹丕兄弟，已经超过三代了。
我不仅是对诸位来诉说这些，还常常将这些告诉妻妾，让她们都深知我的心意。我告诉她们说：“待到我死去之后，你们都应当改嫁，希望要传述我的心愿，使人们都知道。”我这些话都是出自肺腑的至要之言。我所以这样勤勤恳恳地叙说这些心腹话，是看到周公有《金縢》之书可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恐怕别人不相信的缘故。但要我就此放弃所统率的军队，把军权交还朝庭，回到武平侯的封地去，这实在是不行的啊。为什么呢？实在是怕放弃了兵权会遭到别人的谋害。这既是为子孙打算，也是考虑到自己垮台，国家将有颠覆的危险。因此不得不贪图虚名而使自己遭受实际的祸害。这是迫不得已的啊。先前，朝庭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我坚决推辞不接受，现在我改变主意打算接受它。这不是想再以此为荣，而是想以他们作为外援，从确保朝廷和自己的绝对安全着想。
每当我读到介子推逃避晋文公的封爵，申包胥逃避楚昭王的赏赐，没有不是放下书本而感叹，以此用来反省自己的。我仰仗着国家的威望，代表天子出征，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想要办到的事，做起来无不如意，心里有所考虑的事，实行时无不成功。就这样扫平了天下，没有辜负君主的使命。这可说是上天在扶助汉家皇室，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啊。然而我的封地占有四个县，享受三万户的赋税，我有什么功德配得上它呢！现在天下还未安定，我不能让位。至于封地，可以辞退一些。现在我把阳夏、柘、苦三县的二万户赋税交还给朝庭，只享受武平县的一万户。姑且以此来平息诽谤和议论，稍稍减少别人对我的指责吧！
赏析：
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意望已过矣”，作者主要叙述了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功绩。首先他叙述了自己早年的志向，他当时虽少年得志，但非知名之士，只想做一个郡守，先在政治教化中树立声誉：因此他在任济南相时，严惩那些贪官污吏，但触犯宦官利益，遭到豪强的反对。
其次，写隐居家乡的生活，政治上初试锋芒却受挫后，曹操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表面上隐居在乡渎书射猎，实际上却是养精蓄锐，等待机会东山再起。同时，表明自己只是希望在讨贼立功中封侯，并未有什么大志或野心，本志有限。再次，叙述自己先后消灭军阀袁术、袁绍、刘表的历史功绩，同时说明自己目前虽身为丞相，但实质远远超越了最初的志向，因此也不会再有更大的野心。
第二部分从“今孤言此”到最后，这部分作者用贤人志十的典故，说明自己既无野心又不让权的苦心，即明本志。“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一句满怀自尊、自负之意，也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没有曹操的拥戴，汉家王朝恐怕早已四分五裂了，曹操在维持汉末国家局部统一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先生就很欣赏曹操的坦率：“曹操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没有说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操首先借齐桓公、晋文公“以其兵势广、大，犹能事奉周摩”。说明他自己定会效法前人忠心侍奉汉室政权， “以大事小”。接着又举乐毅和蒙恬两个历史人物来与自己想比，用意同前。曹操借蒙恬“积信于秦三世”，来表明自己一家也会和蒙恬一样知恩图报，绝不会心存二志。更何况鉴于圣明如周公者．尚留有金滕之书以自明，作者借此再次表明心迹。
然后作者阐明了自己拒绝让出兵权的原因，即出于自身和子孙以及冈家安全的考虑，不愿“慕虚名而处实祸”。明确坚定的语气，显示出作者在关系个人命运和围家安危的原则问题上，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含糊。
最后，曹操又以“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的事迹来自省，表示要学习前贤的高风亮节，居功不傲，虽然自己有“荡平天下”的重要功绩．但封兼四县的邑土却受之有愧。因而他准备要让出三县的封地，以表明意向，消除众舆论的攻击之势，显示曹操成熟灵活的政治手腕，给人以谦恭礼让的印象，让县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可以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这篇文章写得直率洒脱、大义凛然。全文结构安排井然有序，前半部分侧重叙事，后半部侧重“明志” 作者善用典故，用齐桓、晋文说明自己会“尊王攘夷”；乐毅、蒙恬表明自己的忠心耿耿；用介推、申胥说明自己的高风亮节；用周公的《金滕》之书阐明自己的良苦用心，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让文章内容充盈。在语言方面，全文直白自然，毫无雕饰之迹，表现了曹操利落而坚定的性格以及处世原则。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而枝节问题上则可以做出让步，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豪气和见识。
典论•论文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译文：
文人之间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看不起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知休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全都精通，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玚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舒缓之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赏析：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之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之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之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斯不自见之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之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之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之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之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之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之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之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之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之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之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之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之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之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之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与吴质书
曹丕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词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而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东望於邑，裁书叙心。丕白。
译文：
二月三日，曹丕说。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分别又将四年。三年不见，《东山》诗里的士兵尚且感叹离别时间太长，何况我们分别都已经超过三年，思念之情怎么能够忍受呢！虽然书信来往，不足以解除郁结在心头的深切怀念之情。
前一年流行疾疫，亲戚朋友多数遭受不幸，徐干、陈琳、应瑒、刘桢，很快相继都去世，我内心的悲痛怎么能用言语表达啊？过去在一起交往相处，外出时车子连着车子，休息时座位相连，何曾片刻互相分离！每当我们互相传杯饮酒的时候，弦乐管乐一齐伴奏，酒喝得痛快，满面红光，仰头吟诵自己刚作出的诗，每当沉醉在欢乐的时候，恍惚间却未觉得这是难得的欢乐。我以为百年长寿是每人应有一份，长久地相互在一起，怎想到几年之间，这些好朋友差不多都死光了，说到这里非常痛心。近来编定他们的遗著，合起来成为一本集子，看他们的姓名，已经是在阴间死者的名册。追想过去交往相好的日子，还历历在目，而这些好友，都死去化为粪土，怎么忍心再说呢？
纵观古今文人，大多都不拘小节，很少能在名誉和节操上立身的。但只有徐干既有文才，又有好的品德，宁静淡泊，少嗜欲，有不贪图权位隐退之心，可以说是文雅而又朴实的君子。他著有《中论》二十多篇，自成一家的论著，文辞典雅，足以流传后世，他的精神、成就永远存在。应瑒文采出众常有著述之意，他的才能学识足以著书，但他美好的愿望没有实现，实在应该痛惜。近来遍阅他们的文章，看后不禁拭泪，既痛念逝去的好友，而且又想到自己生命短促。陈琳的章表文笔很雄健有力，但稍微有些冗长。刘桢的文风洒脱奔放，只是还不够有力罢了，他的五言诗很完美，在同代人中最妙。阮瑀的书札文词美丽，使人感到十分快乐。王粲只擅长辞赋，可惜风格纤弱，不能够振作起文章气势，至于他擅长的，古代没有人能超过很远。过去伯牙在钟子期死后破琴绝弦，终身不再鼓琴，痛惜知音难遇，孔子听说子路被卫人杀害，剁成肉酱，命人将家里的肉酱倒掉，悲伤弟子当中没有能比得上子路的。这些人只是有些还不及古人，也算一代优秀人才，现在活着的人，已没有人能比得上的了。将来定有优秀人才出现，后来之人难于轻视，但是恐怕我与您不能赶上见到了。
年龄已经增大，心中所想的千头万绪，时常有所思虑，以至整夜不眠，志向和意趣什么时候能再像过去那样高远呢？已经变成老翁，只不过没有白头发罢了。东汉光武帝说：“三十多岁，在军队中十年，所经历的事不止一件。”我的才能赶不上他，但是年龄和他一样大了，凭低下的才能却处在很高地位，德才不足，只是凭借父亲曹操之力而有高位，一举一动都有人注意，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呢？恐怕永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游玩了。年轻人的确应当努力，年龄一旦过去，时光怎么能留得住，古人想夜里拿着蜡烛游玩，确实很有道理啊。
近来您用什么自我娱乐？仍旧再有什么著作吗？向东望去非常悲伤，写信来叙述内心情感。曹丕陈说。
赏析：
为了增强表现力，信中明征暗引的成语和典故很多，显得文采斐然；但是用得妥帖巧妙，并多是平时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常典和名句，所以一点也没有艰涩之感。作者还十分注意语言的感情色彩，往往只用一两个字就传达出丰富的内涵。用字不多，但从中可体味到隐含着的惋惜之情。另外，此信的音韵节奏也非常和谐。作者对于句子的抑扬顿挫和段落的承转连接都十分，全文犹如一沟溪水，汩汩流出，了无滞碍。
在整理、编订遗文的过程中，他对亡友的诗文也与《典论·论文》一样，一一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但与《典论·论文》不同的是这封书信并非旨在论文，而是重在伤逝：一伤亡友早逝，美志未遂。在七子中，只有徐斡一人“成一家之言”，“足传后世”，可以不朽；余者才虽“足以著书”，但不幸逝去，才华未尽，“美志不遂”，令人十分悲痛惋惜。二伤知音难遇，文坛零落。早逝诸人都是建安时期的“一时之隽”，与曹丕声气相通，他们亡故后，曹丕再也难以找到像那样的知音了。“今之存者”，又不及他们，邺下的文学活动顿时冷落下来，建安风流，零落殆尽。因而他一边整理他们的文章，一边“对之技泪”，睹物思人，悲不自胜，伤悼忘友的早逝。
与杨德祖书
曹植
植曰：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仆少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流通，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茞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同乐，而墨翟有非之论，岂可同哉！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而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译文：
曹植说：德祖兄，多日不见，非常想念你，推想你思念我也像我思念你一样。
我从小喜欢文章，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了。如今世上文章写得好的人，大致可以数得上来。从前王粲（字仲宣）在汉南一时无双，陈琳（字孔璋）在河朔名声如鹰高飞远扬，徐干（字伟长）在青土声名独拔，刘桢（字公干）在海边因文章而扬名，应玚（字德琏）在此地显身扬名，而你在上京极负盛名。这个时候，他们都怀才自负，等待着受到当政者的赏识和重用。我们君王（曹操）于是设置天网来网罗他们，用绳子来聚集他们，如今全都聚集到魏国了。但是这几个人，却不能达到极高的成就，用一篇文章震惊千里。以陈琳的才能，不擅长辞赋，却经常说与司马相如（字长卿）是同一流的，就如画虎不成，反像犬了。我以前写信去嘲讽他，他反而大肆宣扬说我那是称赞他的文章。钟子期善听（指钟子期听到了伯牙所鼓的琴声，就能理解伯牙当时的心情），到现在还都称赞他。我也不能乱加叹赏，害怕后人耻笑我。
世人著述，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我曾经喜欢他人讥刺批评自己的文章，不好的地方就立即改正。从前丁廙（字敬礼）经常写些小文章，让我来润色，我自认为才能比不上他，推辞没有做。丁廙对我说：你有什么好疑虑的呢？文章好坏的名声，自然归我，后世人谁知道我的文章经他人帮助修改过？我经常感叹这句很富哲理的话，认为这是美谈。以前孔子的文辞，常常经别人修改，因此与别人的文辞混杂在一起，至于他编纂《春秋》的时候，连子游子夏这样的人都不能改动一句话。超过《春秋》言语没有毛病的，我还没有见过。
大概拥有南威那样的美貌，才可以评论淑媛；像龙泉剑那般锋利，才可以评论别的剑是否锋利。刘修（字季绪，刘表之子）的才能比不上文章的作者，但是喜欢诋叱他人文章，指摘毛病。从前田巴（战国时期著名学者，住在齐国）在稷下大发议论，诋毁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蔑视三王（燧人、伏羲、神农）、谤毁春秋五霸，一时之间，使千人为之折服；鲁仲连（战国末期齐国学者）的一次说服，便让他终身闭口不言。刘修的辩才，还不如田巴，如今像鲁仲连那样的人，也不难找到，（一般人）可不能逞能！人们各有喜好，兰、茞（古书上的一种香草）、荪（古书上的一种香草）、蕙（兰花的一种）的芬芳，众人喜欢闻，但是海边上有喜欢追着臭味跑的人；《咸池》（黄帝所作）、《六茎》（颛顼所作）之声，是众人都喜欢听的，但是墨翟却有指责它们的言论，好恶哪能全部相同呢！
现在将我从小所写文章并全部赠与你。民间传说，一定有可以采纳的地方，拍着车辕所唱之歌（民歌），也一定有符合风雅的地方，普通人的情思见解，不要轻易忽视。辞赋是小技艺，因此不足以用来阐明严正的道理，垂范后世。从前扬雄（字子云）是先朝的重臣，依然说壮士有所不为。我虽然没什么德行，但身为王侯，还希望尽力报效国家，造福百姓，建立永世的基业，留下流传后世不灭的功绩，哪能仅已写文章为一生的功业呢？靠辞赋当上君子吗？如果我的志向没有成功，我的方法没有被推行，我将采集史官的真实记录，辨别世间的得失，评定仁义之正，自成一家学说。虽然不能把我的文章藏在名山，但要把他们传给志同道合的人。如果不是和你有愿同始终的交情，哪能对你发出像今天的这些议论。之所以敢大言不惭，是因为我知道您懂得我的心意。
明早迎接我，书信不能全部抒发我的心怀。曹植写。
赏析：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论盛孝章书
孔融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
《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絷，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燕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称引，自公所知，而复有云者，欲公崇笃斯义也。因表不悉。
译文：
如果光阴不能停留，像流水一样消逝，很快就到了五十岁的年龄。您是刚满，而我却已经超过两岁了。国内的相识知交，差不多都要死光了，只有会稽的盛孝章还活着。他受到东吴孙氏政权的困辱，妻子儿女都已死去，只留下他孤单无助的一个人，处境非常危险，心情十分痛苦。假使忧愁可以损害人的健康，孝章恐怕不能长寿了。
《春秋传》里说：“诸侯之间有相互并吞的，齐桓公没有加以救援，自己感到是一种羞耻。”盛孝章确实是当今男子中的豪杰，天下一些善于言谈议论的人，常要依靠他来宣扬自己的名声，而他本人却不能避免被囚禁，生命朝不保夕，那么孔子就不应该谈论朋友好坏的问题，也无怪朱穆所以要写他的《绝交论》了。您如果能赶快派遣一个使者，再带上一封短信，就可以把孝章招来，而交友之道也可以发扬光大了。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说前辈的坏话，或许有人会对孝章加以讥讽评论。总的说来孝章是一个盛名天下、为天下人所称赏赞美的人。燕君购买骏马的尸骨，不是要它在道路上奔驰，而是通过它来招致千里马。我想您正在拯救和恢复汉朝王室，使将要覆灭的政权重新安定下来。天下要安定，关键在于得到贤才。珠玉不生脚，却能够到人的身边来，就是因为有人喜欢它们，贤士们生了脚却不来，是君王不求贤的缘故。燕昭王筑了黄金台来尊崇郭隗，郭隗虽然是一个才能不高的人，但却得到厚待，终竟能传播明主的诚心，所以乐毅从魏国前去，剧辛从赵国前去，邹衍从齐国前去。假如当初郭隗处于困苦危急之中，昭王不去帮助他，正像落水将要淹死的时候不去援救他，那么其他贤士也都将远走高飞，没有肯到北方燕国来的人了。上面所说的一些事情，本来就是您所熟悉的，而我还是要再说一下，无非是想提请您对交友之道加以重视罢了。实在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意思。
赏析：
这是孔融写给曹操的一封求救信。在信中，孔融叙述了好友士盛孝章的危因处境，呼吁曹操对他加以救助。信中引经据典，讲说道理，举了燕昭王招贤纳士的例子。把救助朋友与招揽贤才自然巧妙地结合起来。全文感情真挚，语言恳切，词意委婉动人，十分感人。
孔融与曹操的关系可以说是始合终离的。开始，曹操拥戴献帝，定都许昌，邀请名流，并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孔融以为曹操可以辅佐皇帝，振兴汉室。他在此期间，对曹操寄予希望，有所赞扬，并常常推荐人才。后来，曹操专权之势严重，代汉之心明显，这自然使儒家正统人物孔融不能容忍。他原本对曹操存有戒心，任北海相时就觉得曹操“终图汉室”，所以“不欲与同”（《后汉书·孔融传》）。于是孔融公开反对曹操，常用嘲弄讥讽之辞，指责他规定禁酒、抑制豪强、滥杀无辜等。对此，曹操无法长期容忍，就在北方大局已定之后，虚构罪状，杀害了孔融。
文章第一段抒发感情，打动对方。作者是为盛孝章事而向曹操求援的，不过，他在开头没有直接提出要求，而是感叹岁月流逝不止，叙述彼此年有半百，以此缩短距离，密切关系。他又感伤知交零落，表示世上朋友难得，进而提出当时“惟有会稽盛孝章尚存”，使曹操认识到这是很不容易的，应该珍视朋友尚存的机会。这样的铺垫显得自然亲切，有助于双方消除隔阂，沟通感情，也有助于文章叙说事理，达到目的。随后，作者叙述了盛孝章的艰危处境，说他被困在江东，受制于孙权，妻丧子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并强调如果“忧能伤人”，那么盛孝章就不能达到较长年寿。所言不仅具体形象地展现人物的悲惨境遇，显出救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且点明忧伤危害朋友的身心健康，自然形成动人的感情力量。这就使曹操内心深处有所触动，不得不考虑救助之事。
第二段论述道理，说服对方。文章谈论交友之道，引经据典，阐明大义。它先指出：“《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这里借用桓公之事，说明曹操应该迅速营救盛孝章，。果他置之不理，就要像桓公不能救邢那样，自感羞耻。接着文章点明盛孝章具备才能，很有名望，堪称“丈夫之雄”，尤其是天下善于谈说议论的人，都要依靠盛孝章来宣扬自己的名气。所言既强调这样的杰出人物是十分难得的、非常有用的，又表明曹操要是救助人才就可使自己声名远扬。显然，这对渴望招致贤能、成就大业、发扬声名的曹操来说，是正合心意的。在称赞盛孝章的同时，文章再次提到他处境的岌岌可危，“身不免于幽絷，命不期于旦夕”。这是以形象而对偶的语句突出事态的严重性和救人的迫切性，希望曹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立即采取援助行动。然后，文章郑重指出假使曹操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使像盛孝章这样的人物身处逆境，生命垂危而无人营救，那么“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所言涉及孔子和朱穆有关交友之道的言论。孔子曾教导学生应该善于择友，同正直的、诚实的和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同阿谀奉承的、两面三刀的和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朱穆因感叹东汉世风浇薄，不讲友道，就写下《绝交论》以示讽刺。作者提到他们的交友之言，就是要曹操通过救助盛孝章的实际行动来发扬友道。尽管字里行间不无逼迫之意，但是言而有据，论之成理，深刻认识到援救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救则是违背大义的。这是从当时曹操想大有作为又掌握政权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正当要求。对此，曹操只能接受，无法拒绝。在详论交友之道的基础上，文章自然写出作者的建议，恳请曹操“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认为如果这样做，那么“孝章可致，友道可弘”。这里文笔轻松，显出意义极其重大，而办事易如反掌，自然会使曹操产生救援的念头。
第三段展示美景，吸引对方。在前面劝说曹操弘扬友道、解救人才后，文章着重分析为国求贤的问题，进而援引史实，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明主爱才、群贤毕至的大好局面。它先批评了“今之少年，喜谤前辈”的不良风气，直言有人对盛孝章的非议纯属诽谤，别有用心，以此防止曹操可能听信流言，产生误会。它又再次提到盛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确实是当今名士贤才，任何诽谤都无损于他的人品与才能，这就使曹操出面救援的想法更加坚定。文章随后强调曹操面临国家即将灭亡之际，正在从事“匡复汉室”的大业。“正之之术，实须得贤”。要使社稷得以维系和生存，首先就要吸收大量的贤能之士，让他们能够发挥才能，帮助朝廷，克服困难，治理国家。当务之急就是救助盛孝章，只有这样，才能招致贤才。在治国需要贤能帮助、曹操应该救援人才的说理过程中，作者泼墨如云，多用比喻，联系史实，展开论证，充分表现了人才会集、事业兴旺、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书信谈到古代国君重金买骨和燕昭王尊敬郭隗的事情，文章指出古代国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言下之意是即使盛孝章不是杰出人物，但是招致他来，可以获得好士的美名，并使更加优秀的人才纷纷来归。文章又指出“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所言认为只要像燕昭王修筑宫台、尊敬郭隗那样，怀有招贤纳士的真诚心意，天下贤者就必将心悦诚服，接踵而至，献策出力。文章进一步强调历史上由于燕昭王真心求贤，“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而现实中如果能重视、帮助和录用人才，也就会重现过去这种人才共同为国效力的鼎盛景象。作者有意描述这样的景象就是要吸引曹操，让他明确营救一个盛孝章是大有好处的。会使众多的贤能前来效力，这是天赐良机，应该及时把握，不能失之交臂。这样的景象确实也是曹操非常向往、梦寐以求的，因此，他会把救援想法付诸行动的。在正面论述好士所得到的切实利益后，作者笔锋一转，折入反面推理。“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形象的论述和自然的用典充分说明了不救助人才的严重后果，也对曹操的救援行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全文结语言简意赅，表明所述之事是曹操所熟悉的，而叙述的原因则是“欲公崇笃斯义”，希望曹操能重视交友求贤之义。
这篇文章充满感情，富有气势，而且论证有力，用事贴切，比喻形象，对照鲜明，骈散相间，行文变化自如，语言丰富精美。它取材广泛，要点突出，字里行间体现出作者对友情的珍视和对人才的爱惜。文中提到《春秋传》的记载、孔子与朱穆的言论、古代国君和燕昭王的事例等，或引用，或证明，或深化观点，都是为文章主旨服务的。这样广征博引，就使文章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也使所揭示的交友求贤道理建立在典籍和史实的坚实基础之上，表现的自然信服。孔融的文章很能代表建安前期的特点，胆大气盛，放言无忌，才气横溢。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说孔融“气盛于为笔”（《才略》），文章“气扬采飞”（《章表》）。
为袁绍檄豫州
陈琳
左将军领豫州刺史郡国相守：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拟也。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权，威福由己，时人迫胁，莫敢正言，终有望夷之败，祖宗焚灭，污辱至今，永为世鉴。及臻吕后季年，产、禄专政，内兼二军，外统梁、赵，擅断万机，决事省禁，下凌上替，海内寒心。于是绛侯、朱虚兴兵奋怒，诛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兴隆，光明显融，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僄狡锋协，好乱乐祸。幕府董统鹰扬，扫除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于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收罗英雄，弃瑕取用，故遂与操同谘合谋，授以裨师，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轻进易退，伤夷折衄，数丧师徒。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领兖州刺史，被以虎文，奖蹙威柄，冀获秦师一克之报。而操遂承资拔扈，肆行凶忒，割剥元元，残贤害善。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伟，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诛，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故复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响振，布众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位，则幕府无德于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后会鸾驾反旆，群虏寇攻。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翊卫幼主。操便放志，专行胁迁，当御者禁，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寮钳口，道路以目，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故太尉杨彪，典历二司，享国极位，操因缘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参并，五毒备至，触情任忒，不顾宪纲。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议有可纳。是以圣朝含听，改容加饰，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檀收立杀，不俟报闻。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遇隳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罾缴充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
幕府方诘外奸，未及整训，加绪含容，冀可弥缝。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孙瓒，强寇桀逆，拒围一年。操因其未破，阴交书命，外助王师，内相掩袭，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济。会其行人发露，瓒亦枭夷，故使锋芒挫缩，厥图不果。尔乃大军过荡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质，争为前登，犬羊残丑，消沦山谷。于是操师震慑，晨夜逋遁，屯据敖仓，阻河为固，欲以螗螂之斧，御隆车之隧。幕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雷霆虎步，并集虏庭，若举炎火以焫飞蓬，覆沧海以沃熛炭，有何不灭者哉？又操军吏士，其可战者，皆出自幽、冀，或故营部曲，咸怨旷思归，流涕北顾。其馀兖、豫之民，及吕布、张扬之遗众，覆亡迫胁，权时苟从，各被创痍，人为雠敌。若回旆方徂，登高罔而击鼓吹，扬素挥以启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汉室陵迟，纲维弛绝，圣朝无一介之辅，股肱无折冲之势，方畿之内，简练之臣皆垂头拓翼，莫所凭恃，虽有忠义之佐，胁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节？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宿卫，内实拘执，惧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可不勖哉！
操又矫命称制，遣使发兵，恐边远州郡过听绐与，强寇弱主违众旅叛，举以丧名，为天下笑，则明哲不敢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并进。书到，荆州勒见兵，与建忠将军协同声势，州郡各整戎马，罗落境界，举师扬威，并匡社稷，则非常之功于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部曲偏裨将校诸吏降者，勿有所问。广宣恩信，班扬符赏，布告天下，咸使知圣朝有拘逼之难，如律令。
译文：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面临危局制定策略来平定变乱，忠心的臣子面临灾难寻求对策来确立自己的地位，所以先有了不凡的人，然后有不凡的事；有不凡的事，然后能立不凡的功勋。这个不凡，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从前强大的秦国的国君却很软弱，赵高执政，专权控制政局，自己作威作福，当时的人受到胁迫，不敢直言。最终发生了望夷宫之变，导致灭族之祸，至今背负骂名。到了吕后时期，吕禄、吕产专政，擅自处理政事，以及宫内事务，控制军队，下级欺凌上级，全国的人都感到寒心，于是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愤怒起兵，诛讨叛乱，尊立太宗孝文皇帝，所以能国家兴隆，他们也光照史册，这就是大臣立功的典范。
司空曹操，他的祖父曹腾，是从前的中常侍，与左悺、徐璜同时兴风作浪，骄横放纵，损害风化，虐待百姓。他的父亲曹嵩，是曹腾收养的乞丐子，借助赃银而得高位，乘坐金车玉辇，贿结权幸，窃居宰辅，颠覆皇权。曹操是宦官阉人的后代，本来就没什么品德，狡猾任侠，喜欢制造动乱和灾祸，袁绍统领豪杰，铲除奸佞，又遇到了董卓的专权，欺凌百官，虐待百姓，于是袁绍拔剑击鼓，发动诸侯，召集英雄，不追究他们从前的过错，都予以任用，于是和曹操共同商讨讨伐董卓，本来以为曹操是英雄之才，可以任用，谁知他愚昧短见，轻易发动进攻，打了大败仗，丧失了许多兵力，袁绍于是又分给他兵力，休整队伍，上表让他担任东郡太守；又让他担任兖州刺史，让他披着虎文将袍，交给他军队，给他奖罚的权利，希望他能够像秦国将军（孟明视）一样将功赎罪。但是曹操却趁机飞扬跋扈，肆意行凶，剥削人民，残害贤能良善的人，前任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出名，直言正色，从不阿谄奉承，却被曹操杀死把头颅悬挂起来示众，妻子二女都被杀害。从此官员怨愤痛恨，民怨更加厉害，一个人振臂一呼，整个州都群起响应，所以在徐州被打败，土地让吕布夺取，逃到东部故乡，没有立足之地。袁绍本着扶弱惩强的意愿，而且不和善于叛变的吕布同党，于是又发动兵马，征讨吕布，金鼓震天，吕布被打败，拯救了曹操面临死亡的威胁，恢复他的官职，就算袁绍对兖州的百姓没有恩惠，也对曹操有大恩。后来皇帝把京都从长安迁到洛阳，群贼乱政，当时冀州正有北边少数民族的侵犯，分裂土地，所以派从事中郎徐勋为使者，下令给曹操，让他缮修洛阳宗庙，保护年幼的皇上。他却趁机放纵专行，住在宫内，玷污王宫，败乱法纪，一个人担任三个重任，专制朝政，封爵、赏赐都出自自己的想法，判罪、杀都出自他一人之口，他喜欢的人就让他五族都受到恩惠，他讨厌的人就夷灭人家的三族，在公众场合议论的都被公开杀害，私下发牢骚的就秘密杀害，人们在路上只敢用眼色打招呼，百官都不敢说话，尚书只是名义上主持朝会，公卿们只是名义上充当官职而已！前任太尉杨彪，历任司马、司徒、司空，位置极高，曹操因为小的怨恨，诬告他的罪名，棒打鞭抽，什么刑罚都用上，恣意虐待，不顾法律的约束。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他的建议都值得采纳，所以朝廷奖励他，给他加官晋爵，曹操打算篡权，杜绝言路，擅自逮捕并杀害了他，事先都不让皇帝知道。又梁孝王是先帝的亲弟弟，他的陵墓很是尊贵，松柏桑梓，尤其庄严肃穆，而曹操率领将领士兵，亲自发掘他的陵墓，打破棺椁，露出尸体，盗取金宝，至令朝廷流泪，百姓感伤！曹操攻打徐州，焚烧房屋，发掘坟墓，牵连了梁孝王的陵墓，曹操知道后也不过问。还成立所谓的发邱中郎将，摸金校尉，也是极力掩饰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的军队所经过的地方到处抢夺，没有坟墓不被挖掘的，他身处高官，却做桀纣那样的事，祸国殃民，毒害人鬼，再加上苛捐杂税，提防别人加害自己，罗网布满田野，陷阱充塞道路，人们稍微一动手就能碰上他的罗网，一动脚就能踩到他的陷阱；所以兖州、豫州都是无法生活的百姓，京都民怨沸腾，历观古今书籍，所记载的贪残虐烈无道的大臣，曹操是最厉害的！
袁绍正在外征讨叛乱，没来的及教诲曹操，以为对他宽容，或许他自己有所收敛，但是曹操豺狼野心，包藏祸心，竟然想谋害国家栋梁，孤立大汉皇帝，杀害忠正之人，自己成为枭雄，之前（袁绍）向北讨伐公孙瓒，公孙瓒也是个大贼寇，抵抗了一年，曹操趁袁绍还没有打败公孙瓒，暗地发布命令，打算借皇上的名义，偷袭袁绍，所以领兵到了黄河边，正要过河，正好行藏败露，公孙瓒也被袁绍平定，所以使得曹操锋芒被挫，企图没有实现。他又屯兵在敖仓，以黄河为屏障，打算以螳螂一样的力量，挡住大车！袁绍身负汉帝的委托，威震宇宙，雄兵百万，骁勇的骑兵众多，拥有像中黄、育、获一样的勇士，和良弓、劲弩的强势，并州横跨太行山，青州横跨济漯河，大军度过黄河作为先锋；荆州出兵宛叶作为后援。聚集猛士，兵临敌军，就像举起烈火来烧蓬草，倾覆沧海冲刷一切，有什么消灭不了？而曹操军中将士，其中有战斗力的部分，都来自于幽州、冀州。他们的部下，都思念家乡欲归，对着北方流涕。剩下的兖州、豫州人，以及吕布、张扬的余党，都是受到胁迫，不得不暂时屈从于曹操的。他们身上有伤，互相仇视。只要登高击鼓而进，挥起武器，接受对方投降。那么曹军就会土崩瓦解，兵不血刃地结束战斗。如今汉室衰弱，纲纪废弛，朝廷没有一个贤人辅佐，担任辅臣的没有一个有气魄的，朝廷之内，精明能干的大臣，都垂头丧气，无所依赖，就算有忠义之人，被暴虐的曹操所胁迫，如何能施展能力，曹操又派七百精兵，围守皇宫，对外说保卫皇上，其实是拘禁皇上，担心他篡位的打算，趁机发作，这是忠臣肝脑涂地的时候，烈士立功的机会，怎能不把握住！
曹操矫诏称制，派遣军队，担心边远的州郡，听信了谎言，违抗命令叛变于自己，起兵就丧失了名节，被天下人耻笑，这是聪明的人不做的事。幽州、并州、青州、冀州，四州同时进兵，发书信到荆州，命刘表起兵，与张绣一起协同声势。各县各郡也整顿义兵，包围了曹操的边界；显示威武，共同匡扶社稷，不凡的功劳，就要获得了。能获得曹操人头的，封为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曹操部下偏将官吏有投降的，都不予追究。广宣恩信，大加厚赏，布告天下，让大家都知道皇上有难了。大家要遵守此檄文就像遵守律令一样！
赏析：
作为晓谕刘备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文章采用了条述的方式，对曹操的“苛虐”，即政治及为人上的严厉残暴，一一道来，主要叙述了中平六年（189）董卓乱起至建安四年（199）曹操与公孙瓒暗通被发觉后退守敖仓这十余年间，曹操的所作所为来声讨曹操的。在列举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袁绍“休明”即美好清明的颂扬。而十余年间，又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为界，分两个部分叙述。
建安元年前，曹操从徒手起家到领兖州牧，曹操势力的不断壮大都得力于袁绍的提携与帮助，檄文主要述及了三件大事：其一，曹操乃宦官之后，祖上无德，自身也好乱乐祸，没有美德可言，但是袁绍在汉末扫除宦官之害与董卓之乱时，“收罗英雄，弃瑕取用”，任用曹操，授以奋武将军，希望曹操能为汉室效犬马之劳；其二，曹操愚昧轻佻，缺乏远谋，多次兵败丧师，在此情形之下，袁绍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又让曹操领兖州牧，就是希望曹操能像春秋时秦将孟明那样，虽战败但能再立战功；其三，曹操领兖州牧后，飞扬跋扈，残害忠良，如杀九江太守边让，并纳其妻子，致使士林愤痛，民怨沸腾，故其身败徐州，又于濮阳被吕布击败，丧失兖州大部地域，只能游荡东阿，没有安身之处。而袁绍为了加强汉室力量、打击叛党，发兵征讨吕布，使曹操于濮阳败后不至于一蹶不振，并使曹操重领兖州牧。
而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专制朝政。檄文中言袁绍因冀州北面公孙瓒进犯，派从事中郎徐勋让曹操至洛阳修缮宫庙，护卫献帝。而曹操借此放横专行，败法乱纪，专制朝政，赏罚由心。太尉杨彪忠心汉室，却遭毒刑；议郎赵彦忠言直谏，却被诛杀。曹操亲自带兵发掘梁孝王墓，开棺裸尸，毒施人鬼，可谓“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袁绍因公孙瓒牵累，对曹操无暇整训，只好忍让包容，希望或可补救。而曹操包藏祸心，摧折栋梁，孤弱汉室。私下与公孙瓒来往，外助王师，内欲偷袭。会其阴谋发露，公孙瓒也被剿灭。曹师震慑，昼夜逃遁，屯据敖仓。欲凭黄河之险，抵挡大军。袁绍奉汉威灵，率师百万，战马千匹，并州、青州与荆州勇猛岀击，直捣曹操大本营，其势定可破操。而操军吏士，能力战的出自幽冀二州，其中有的原是袁绍部下，皆思乡心切。其余皆是兖州、豫州之民，或是吕布、张扬的降卒，被迫苟从，人怀怨愤。若大军南下，开启降路，定兵不血刃，使曹军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檄文在叙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述袁绍之“休明”，即对曹操的提携、重用、宽容与忍让。而现在之所以进行讨伐，实因“惧其篡逆之萌”。整篇檄文表现了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这十余年来，曹操的种种劣迹，而文中的袁绍与曹操截然相反，始终表现出以国家为重，申明大义，为汉室肝脑涂地的忠臣义士的形象。整篇檄文将曹操的“苛虐”与袁绍的“休明”对比叙述，以引起共愤，达到声讨曹操的目的。
《文心雕龙·檄移》一篇中称：“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聚鉴于己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在内容上需要阐明我方优明主忠贤相、天时地利人和，同时揭示出对方的苛虐，君不明臣不贤、众叛亲离，天理难容。同时要言辞激烈、气势磅礴、言中肯綮、振奋人心。陈琳之文在这些方面做的可谓典范，内容上．处处将袁绍与曹操对比着写，极力表现袁绍的仁德和勇武，先述及他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暴乱汇集天下英雄扫除奸佞，后又不断表现他对曹操的仁义宽容、弃嫌任用：同时对曹操的罪恶反复渲染，出身是“赘阉遗丑六“本无懿忆”，自小“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作为统领战术上轻进易退，为人残虐无度，杀害忠良、毒戮生灵、无视君主、无视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发出“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的呼喊。同时言辞通畅、层层推进，多用排偶句、四字句以使得节奏明快、气贯长虹，充分实现了檄文应具有效用，难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其檄文为：“今之隽也。”
在文学的审美追求方面，虽然是一篇应制文，但是陈琳却在应制文的框架下巧妙地传达着自身独特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个性化的文风。
首先，传达了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文章开头即说“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联系陈琳当时的经历，先于何进帐下作主簿，当时所作的《谏何进召外兵一文》已经可见他对政治颇有见解，何进死后与众人一起随董卓进京，后见董卓残害百姓、难成大器便转而到州追随袁绍，山此可知他自己内心正是希望能投靠明主以成就一番大事成为所谓非常之人。同时他又将袁绍塑造成为一个有勇有谋仁德为民的英雄形象，将曹操塑造成为残暴昏庸、贪赞酷烈的奸臣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理想君主应具有和应摒弃的品质。
其次，展现了真实的情感倾向，虽然檄文中对曹操的贬抑难免有夸张浪染的地方，但展现的是他的真实情感。在何进手下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宦官专权的痛恨，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以刺除宦官势力，曹操作为宦官之后成为陈琳厌恶他的一个理由。从檄文中对曹操从祖父开始骂起就可看出：投奔袁绍是陈琳的自主选择，他是在认可袁绍的处事方式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投其军下，这样又必然使其抱有对袁绍的赞许心态，所以文中对袁绍的褒扬是出于肺腑也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曹操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出战不利、滥杀无辜、为人狡诈都是有史可查的，这种行为在位正直文人的眼中是十分不堪的，所以陈琳对其的痛斥也是出于内心的厌恶和痛恨。至于后来陈琳在袁绍死后又归曹实乃情势所迫，并不能说明陈琳对曹操的感情倾向。
再次，充分展现了个性化的文风。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评价道：“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文心雕龙·檄移》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二者均提及此文一个共同特点：文气刚健，有骨鲠之气。这不仅和上文所提及的陈琳在文中反映了真实情感倾向、展现出文人的正直有关，同时与陈琳自觉地在句式上多用整句、辞藻的严谨华关、善于化用典故有关。具体说来，整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而下，据粗略统计，该文281句，排偶句68句，四字句185句，已经具有明显的骈体文的特征：典故的使用使得说理更具说服力，例如文章中多处引自《史记》：辞藻的严谨而华美，严谨处展现出春秋笔法的特色，大有一字定乾坤之妙，如称袁绍幕府，对曹操直呼其名，又称其为“鹰犬”“爪牙”“寇”等等，华美处能起到极强的渲染烘托作用，如对曹操恶行的贬斥，无一语有重复写袁绍之军威，从“尔乃大军过荡西山”直至“有何不灭者哉”，铺排渲染、气贯长虹：以上这些都是其气势刚健、痛快淋漓的文风的支撑。可以看出，陈琳作文是以气骋才，以才运气，气势刚健却又不流于拙朴，有骨鲠之气而又文采斐然。
出师表
诸葛亮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译文：
先帝开创大业未完成一半却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分为三国，我们蜀汉人力疲惫，民生凋敝，这实在是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啊。然而侍卫臣僚在内勤劳不懈，战场上忠诚有志的将士们奋不顾身，这是他们追念先帝对他们的特别的知遇之恩，想要报答陛下。陛下你实在应该广泛地听取别人的意见，来发扬光大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奋有远大志向的人的志气，不应过分地看轻自己，援引不恰当的譬喻，以堵塞忠言进谏的道路。
皇宫中和朝廷中本都是一个整体，赏罚褒贬，不应该有所不同。如果有为非作歹犯科条法令和忠心做善事的人，都应该交给主管官吏评定对他们的惩奖，来显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而不应当有偏袒和私心，使宫内和朝廷奖罚方法不同。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这些都是善良诚实的人，他们的志向和心思忠诚无二，所以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辅佐陛下。我认为宫中之事，无论大小，都拿来问问他们，然后施行，一定能够弥补缺点和疏漏之处，可以获得很多的好处。
将军向宠，性格和品行善良平正，通晓军事，从前任用的时候，先帝称赞说他有才能，因此大家评议举荐他做中部督。我认为军队中的事情，都拿来跟他商讨，就一定能使军队团结一心，不同才能的人各得其所。
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西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东汉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每逢跟我谈论这些事情，对于桓帝、灵帝没有一次不（发出叹息）感到痛心遗憾的。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人都是忠贞诚实、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朝的复兴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来是平民百姓，在南阳务农亲耕，只想在乱世中苟且保全性命，不奢求在诸侯之中扬名显身。先帝不因为我身份卑微、见识短浅，而委屈自己，三次去我的茅庐拜访我。征询我对时局大事的意见，由此使我感动奋发，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遇到兵败，在兵败的时候接受任务，在危机患难之间奉行使命，那时以来已经有二十一年了。
先帝知道我做事小心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接受遗命以来，我早晚忧愁叹息，唯恐先帝托付给我的事不能完成，以致损伤先帝的知人之明，所以我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人烟稀少的地方。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员装备已经充足，应当激励、率领全军将士向北方进军，平定中原，希望用尽我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敌人，恢复汉朝的基业，回到旧日的国都。这就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且尽忠陛下的职责本分。至于处理事务，斟酌情理，有所兴革，毫无保留地进献忠诚的建议，那就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了。
希望陛下能够把讨伐曹魏，兴复汉室的任务托付给我，如果没有成功，就惩治我的罪过，从而用来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如果没有振兴圣德的建议，就责罚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来揭示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自行谋划，征求、询问治国的好方法，采纳正确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临终留下的教诲。我感激不尽。
今天我将要告别陛下远行了，面对这份奏表禁不住热泪纵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
赏析：
《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上半部分，分析当时不容懈怠的政治形势，阐述开张圣听、内外同法、亲信贤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希望后主励精图治，迅速改变龟缩于西南一隅的被动局面；下半部分，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缅怀先帝“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表明此次北伐务求成功的雄心壮志。
前半部分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震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蝾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谅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邵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分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象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哀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向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张，因此全文以议论为主。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的经过。又由于诸葛亮对刘氏父子无限忠诚，披肝沥胆相待，因而言词充满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具体地说，前部分重在晓之以理，后部分重在动之以情。总的是以议论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从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率直质朴，表现恳切忠贞的感情。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余字的篇幅里，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的大业。全文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话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清朝丘维屏说“武侯在国，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叮咛痛切言之。”屈原是在遭谗毁、被放逐的处境中写出《离骚》的，因而采取幽隐诡幻的表现手法。诸葛亮处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师表》感情充沛的特点和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却是一脉相通的，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统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还有一些整齐工稳的排比对偶句式，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体现了东汉末年骈体文开始兴起的时代风尚。
诫子书
诸葛亮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淡泊 一作：澹泊；淫慢 一作：慆慢；治性 一作：冶性）
译文：
有道德修养的人，依靠内心安静来修养身心，以俭朴节约财物来培养品德。不恬淡寡欲就无法使（自己的）志向明确，不清静寡欲就无法达到远大的目标。学习必须静心专一，而才干来自勤奋学习。如果不学习就无法增长自己的才干，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就。纵欲放荡、消极怠慢就不能勉励心志使精神振作，冒险草率、急躁不安就不能修养性情。年华随时光而飞驰，意气随岁月逐渐消逝。最终（像黄叶一样）枯老衰落，大多不接触世事、不为社会所用，只能悲哀困守在自己破败的房子里，那时再悔恨难道还来得及吗？
赏析：
这是诸葛亮写给他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从文中可以看作出诸葛亮是一位品格高洁、才学渊博的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限期望尽在此书中。全文通过智慧理性、简练谨严的文字，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表达得非常深切，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
古代家训，大都浓缩了作者毕生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学术思想等方面内容，不仅他的子孙从中获益颇多，就是今人读来也大有可借鉴之处。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被后人誉为“智慧之化身”，他的《诫子书》也可谓是一篇充满智慧之语的家训，是古代家训中的名作。
《诫子书》的主旨是劝勉儿子勤学立志，修身养性要从淡泊宁静中下功夫，最忌怠惰险躁。文章概括了做人治学的经验，着重围绕一个“静”字加以论述，同时把失败归结为一个“躁”字，对比鲜明。
在《诫子书》中，诸葛亮教育儿子，要“澹泊”自守，“宁静”自处，鼓励儿子勤学励志，从澹泊和宁静的自身修养上狠下功夫。他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意思是说，不安定清静就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而长期刻苦学习，要学得真知必须使身心在宁静中研究探讨，人们的才能是从不断的学习中积累起来的；不下苦功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诸葛亮教育儿子切忌心浮气躁，举止荒唐。在书信的后半部分，他则以慈父的口吻谆谆教导儿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话看起来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但它是慈父教诲儿子的，字字句句是心中真话，是他人生的总结，因而格外令人珍惜。
这篇《诫子书》，还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在这篇《诫子书》中，有宁静的力量：“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有节俭的力量：“俭以养德”；有超脱的力量：“非澹泊无以明志”；有好学的力量：“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有励志的力量：“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速度的力量：“淫慢则不能励精”；有性格的力量：“险躁则不能治性”；有惜时的力量：“年与时驰，意与岁去”；有想象的力量：“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有简约的力量。
这篇文章短短几十字，传递出的讯息，比起长篇大论，诫子效果好得多。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文字清新雅致，不事雕琢，说理平易近人，这些都是这篇文章的特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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